林斤瀾文集 陽臺
作者：林斤瀾
一
「四人幫」猖狂的年頭，迫害過「紅點子」教授。「四人幫」高高在上，呼風喚雨。在下邊賣力氣的，是我。
就我一個人嗎？不是。記得清楚的，也有那麼十來個。有軍人、工人、學生，有象我這號的青年幹部。這些人裡頭，有沒有「爪牙」、「打手」之類呢？要說有也不多，反正大多數是好人。這些好人，現在各在各的崗位上，為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國，走上了新的長征大道。有的挑的擔子，也還不老輕。
因此，我寫迫害「紅點子」教授的經過時，就很躊躇。真把張三李四一個個寫上去，那多不合適。就寫一個我吧，打人是我，罵人是我，折磨人是我，種種壞事，都是我幹的得了。
可巧有的壞事，一個人三頭六臂也拿不下來，這可怎麼辦好？索性寫「又一個我」，「另外一個我」，「兩三個我」，「十幾個我」……這在語法上通還是不通呢？別去管它了，老天爺，別旁生枝節因小失大就是了。
再，時間和地點呢？
時間毫無疑問，本文頭一句話已經交代明白：「四人幫」猖狂的年頭。
那麼地點呢？還是商量商量，先不提南方北方好不好？不說是學校還是機關怎麼樣？
沒勁，照這麼婆婆媽媽的能成個什麼氣候？
且慢。這裡寫的主角，受迫害的「紅點子」教授卻決不含糊，正南巴北的一位歷史學教授。年紀六十上下，體格粗壯，聲音寬厚，一頭馬鬃般的黑頭發，一臉的風砂，一雙細長的眼睛——那像是哪位豪放的金石家，一刀奏效，不待回刀修理的。要不是長年伏案，伏得腰背發駝，肌肉發「泡」，他的整個體格面貌，可以看做開荒起家的農民。
他不但有名有姓，還是名聲在外。不過那年頭，我只管他叫「紅點子」。咱們就從這個「紅點子」的來由說起吧。
二
院子裡現在已經安靜了，就和一場火災以後的安靜一樣。剛才沖天的火焰，現在已經萎萎了。只有那些精裝書的硬皮，象「料子西服」那樣一下子燒不透，還抽冷子吐吐火舌頭。線裝書的封套，也象長袍馬褂一樣不容易燒化，冒著濃煙，像是一肚子怨氣。只見紙灰飛揚，有的竟成團成串地飛起來，竟飛得四層樓房那麼高，竟在那裡飄飄蕩蕩。正是封、資、修的陰魂，不甘願退出歷史舞臺。
剛才許多來回奔跑的聲音，已經沒有了。呼叫，喝彩，爆裂，蓬蓬著火，都一概過去了。該休息的休息了，化為灰燼的也化定了。
我渾身燥熱，也要找個清靜地方，歇一歇身體，也歇一歇靈魂。我上了四樓，走過會議室門口，門半開著，看見教授站在屋子中間。這個外貌粗野的臭老九，現在斯文得很，駝著腰背，兩手筆直下垂，一動不動，站在空空的會議室正中間。周圍有許多椅子凳子，他不坐，他站著。
這才想起，是我剛才下的命令，把他從火堆旁邊叫開，指定他站到這裡來。心想：「免了他一頓好打。」這個人可是「格色」，他在人前，竟敢「赤膊上陣」。在人背後，倒又可以「畫地為牢」。
我走進會議室，看了看扔在桌子上的、剛才從院子裡撕下來的一張標語，這標語是用舊報紙寫的。不能不說那字有根底，又象「草」，又象「隸」，一揮而就，瘋狂地帶出許多拐彎抹角，那些彎和角，都騰騰地冒著「反動氣焰」。這標語只有四個大字：「火下留情」。
我連看都不看教授，問道：
「這反動標語是你寫的？」
「我沒有寫反動標語。」
我敲敲桌子，提高點嗓子：
「這是誰寫的？」
「這是我寫的。」
我「甩」地一回頭，這個頭部動作，在戲曲舞臺上是有名稱的。李玉和就是這樣甩出威風來的：
「什麼？」
教授不作聲。我這才看見他把眼睛死盯在地上，那細眼睛都像是合上了。他在掩蓋感情，可又掩蓋不住，他那一臉的泡肉，顫顫的。他咬著牙，也咬不住那顫抖。
我雖說已經疲倦，但過多的勝利，好像喝了過多的酒。酒精管自激動著已經幹啞了的嗓子，連嘲帶笑：
「哭吧，跳吧，唱一曲黑線挽歌吧。為你們的罎罎罐罐，為你們的命根子，為你們的祖師爺放聲痛哭吧。可是我們，向全世界宣佈：在熊熊的火光裡，一切封、資、修全化為灰燼，工農兵佔領了文化陣地，一個史無前例的嶄新的時代開始了。」
教授臉上的泡肉，繃成了塊塊疙瘩。
「你安身立命的三十年代，也一把火燒光了。你拚死拚活捍衛的黑線，也一去不復返了。」
「我沒有捍衛黑線！」
忽然，他敞開了嗓門，嗓子又粗，又寬，又沙沙地活像鳩山。
「那你叫囂什麼來著？」
「我說歷史上有一條紅線。」
我斷喝一聲：
「狡辯！」
教授咬住牙。
「你根本不承認黑線專了工農兵的政？」
教授點點頭。
「你說話呀，你不是宣揚不隱瞞觀點嗎？你不是吹捧獨立思考嗎？你不是標榜歷史的真實嗎？你這個赤膊上陣的英雄，怎麼狗熊了？」
教授臉色灰白，沒精打采地說道：
「我沒有隱瞞觀點。從『五四』起，一條反封建的反帝的反一切法西斯的紅線，是文化主流。」
謬論。要當著人說，我當然得說是反動觀點。可我心想：只怕謬是謬在落後吧？時代在天翻地覆，他一死兒抱住陳糠爛芝麻。正經是個榆木疙瘩腦袋，這麼鬥，那麼批，新鮮詞兒一句也灌不進去。注意！我還得站穩立場，這麼個腦袋瓜正經是個「土圍子」，作為造反派，當然要打掃了它。作為個人，我也很想打開這「土圍子」看看，究竟神經方面是不是出了什麼毛病？我拉開腔調，問了個問過多次的問題：
「你那條紅線，都有誰們哪？」
「三十年代，魯迅是主將。」
「還有呢？」
他不作聲，我敲敲桌子：
「還有呢？」
他只能不作聲，這個我是有把握的。我穩吃穩拿地笑了起來：
「還有呢？」
只要他說出一個人名來，准的，不是特務就是叛徒，要不就是反動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至不濟，也得是個摘帽右派。沒有一個能跑得了的，必勝的王牌在我手心裡呢，我跺腳厲聲叫道：
「還有呢？」
別說是人名，連一本書他也提不出來。不是黑書就是黃書，全是封書、資書、修書。寫書的人自己也說，恨不能一把火燒光。這一關他是過不去的，關口上懸著千斤的閘門，電鈕在用這兒攥著呢。我正要以全面勝利宣告結束，說了一句警句：
「教授，只有點點點連起來，才是一根線嘛。」
不料這個榆木疙瘩一撥愣，一頭馬鬃般的黑頭發仿佛直立起來，說：
「還有我。」
真是胳肢窩拱出個人腦袋來。我倒措手不及，只有連聲說：
「你啊，你啊，還有你啊。」
好傢伙，你看那一臉的疙瘩肉，竟咬斷鐵似地嚷出來：
「我是個黨外的布爾塞維克！」
我都信不及自己的耳朵了，我都疑心站在對面的是不是瘋子了？別說是現住「牛棚」的「黑幫」，就是平常時候，「我是個共產黨員！」倒還聽見說過，有誰見過這麼拍胸脯的：「我是個黨外的布爾塞維克！」正經聞所未聞。
「失敬失敬，還成了個人物哩！」
那刀縫似的眼睛裡，有兩點火光：
「在三十年代，給戴過紅帽子，給叫過『紅點子』。」
我忍不住放聲笑了起來。我真不知道當年戴了紅帽子，能是個什麼滋味兒。我倒是想本當不笑才是，路線鬥爭是嚴峻的。無奈不合身份，不合時宜，不知好歹，不知死活，原是笑料的來源。我忍著笑，用嘲弄的口氣重複說：
「紅點子！紅點子！紅點子……」
不錯，這三個字確有一種說不清的嘲弄意味，對狂妄自大，愚昧無知，有微妙的嘲弄。
三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明明是個「土圍子」，公然叫囂「紅點子」。
一天晚上，「好幾個我」在會議室裡貼上標語，不消說，都是生死簿上的語言。北牆上照例拉上橫標，橫標上少不了得有個帽子，打上叉子。在帽子上費了腦筋。地富吧，人家還出身貧寒。特務叛徒吧，歷史上沒找著岔口。走資派怎麼樣？他從不當權，連個黨員也不是。那麼權威呢，也還不那麼老大有名的，沒勁。右派也不行，湊巧人家沒戴過帽子。最後，選定一個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牛鬼蛇神」。
屋子中間，換上百瓦燈泡，賊亮賊亮。
我在橫標下邊，照楊子榮那樣坐下，象個大寫的「壹」字。在風雲變幻的時候，原本兩個差不多的人，也會顯出全不一樣來。這一個，是個大寫的「壹」字。那一個，許是阿拉伯的「1」字那樣一根棍兒，還斜戳著。我坐定之後，吩咐道：
「帶上來。」
「另外一個我」走到廊道上，用帶欒平的聲勢，把這「牛鬼蛇神」押上場來。
一進來，就不是味兒。這個欒平怎麼星眼朦朧，神思恍惚。標語橫標，叉叉和驚嘆號，他連看都不看。場上的火藥味兒，全沒在意。往那賊亮的百瓦燈泡下邊一站，還微微的晃悠。
我心想：「出了怪了！」
我這裡擺下殺氣騰騰的戰場，他那裡晃晃悠悠，也不知是詩情方興，還是畫意未艾。
我這裡金剛怒目，滿把抓著綱上線上的大題目。他那裡沒精打采，賽似木頭樁子橡皮頭。
我這裡呼風喚雨，只著急手裡攥的，左不過那張亮過的舊王牌。他那裡垂眉搭眼，死啃著幾句煮不爛、燒不化、砸不碎的老文章。
如此這般，幾個回合下來。我正經地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
要問這怒這惡從何而來，須知「四人幫」乃是金口玉言，上頭一哼一哈，往下層層照著哼照著哈。到了我這兒，也不能改成咳嗽。俗話說的好：一塊石頭醃了一百零八天，它也鹹了不是？我也可可的養出來金口玉言的脾胃。由我這兒往下，下邊的，得照著我使氣支嘴。無奈這麼個「紅點子」，本身是個革命對象，竟敢「明目張膽」地軟硬不吃，「十倍瘋狂」地滴水不進。瞧瞧那模樣，泡頭泡腦，晃晃悠悠。單單這晃悠，難道不就是個態度問題？立場問題？現行問題？難道我能夠不火冒三丈，眼冒金星？
我一拍桌子，這叫「驚堂」。鼻子裡哼一長聲，這叫「威武」。大步奔了過去，兩手按住「紅點子」肩膀，叫他站穩當了。可我一撒手，他又晃了晃，這可惡勁兒，「罄南山之竹」不盡書，我揚起胳臂，順乎自然，一記響亮的耳光。緊跟著，「四五個我」一擁而上，左右開弓，劈啪有聲。眼見那「紅點子」的強腦門牛脖子上，湧現了紅點子……
我有生以來，這是頭一次打人。小時候淘氣也打過架，小傢伙們你一拳我一腳，拳繞拳腳絆腳，那叫打架。現是對方不用捆來不用綁，決不會還手，這叫打人。
冷靜想想，這樣的打人，不容易打出個英雄模樣來。可當時，我可是覺得「力拔山兮氣蓋世」。入畫、塑像、上鏡頭都是現成的。
我本是單位裡頭散漫的小幹部，在官兒面前是個聽喝的。我伺候著專家，給教授們跑跑腿。忽然間，我成了響噹噹的革命派，那些個人五人六的，顛倒成了革命對象。有點像一個孩子，本守著那一肚子條呀簧呀大小齒輪的玩具，碰都不敢碰。現在摸摸它，沒事。撥弄撥弄，不但沒事，倒聽見叫好。爽性拆了它，摘了它，踩了它。稀哩嘩啦回頭睡大覺，做夢也是心滿意足呀。
我向一臉紅點子的「紅點子」吩咐道：
「把今天的事情，寫一個『認識』。這是給你一個最後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你要充分重視。」
四
讀者讀到這裡，可能以為我五大三粗，或者挺拔軒昂。其實我是個五短身材，雖說不瘦也不弱，但到處還是只好叫做小個子。記得上中學時，一天有迎賓任務，男生一律要穿白襯衣。我從家裡出來忘了換衣服，到了學校無法可想。女同學們卻要穿舞蹈服裝，有個大個換下白襯衣，我抓過來穿上，富富有餘。這事救了急，卻被同學們笑到畢業。我把腰板伸直，把脖子伸直，也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我參加工作以後，單位裡老九成堆，壓得我精神上也小不點兒了。誰知現在，我在樓梯、廊道，更不用說院子裡了，遇見這些人五人六的，就把眼睛瞪起來，對方就得正確對待把頭低下。我可以俯視人家的項背了。對方要是大人物兼大個子，我更加甩著膀子走在廊道中間，眼見他貼著牆壁，側著身子，儘量縮小體積，這都是我從來沒有過的快樂。
現在我很會運用我的眼睛。本來我的眼睛不老小，只是和鼻子嘴巴靠近了點，成了張「小孩臉」。我的大眼睛的大眼白，透著蛋青色。有個女的誇過這種色彩，說是幼兒園裡常見，使我自在又不自在。有回坐電車，旁邊一個女的抓起我的左手，看了看手腕上那只表，隨手放下，一聲不響。過後我細細回味，心裡好像給砍了一刀，這個傷痕可能一輩子也抹不掉了。
現在我瞪起了眼睛，我的蛋青色的眼白，一定是變成了鐵青色，只怕還劍一樣閃著寒光。如果沒有這麼個「紅點子」，那就所向披靡了。雖說「月有陰晴圓缺」，天下的事不能夠十全十美。但已經照著上頭的模樣，聽不得下邊來的半個不字。
「紅點子」沒有交「認識」來，他根本一個字也沒寫。上頭指示：如果頑抗到底，「有地方擱他」。我想那是當然的囉。可我不能設想，怎麼我拿不下這麼個「土圍子」來！
我設計了個「攻心戰術」，時間選定在深夜，把紅點子從睡夢裡提溜起來，不等扣齊衣裳，立馬帶到會議室。
會議室黑著，只見中間那百瓦燈泡，加了個罩子，把白光集中下照，光圈裡放著把椅子，指定給「紅點子」坐。我坐在他對面的燈影裡。這場面有人許在什麼電影裡見過，我也沒說是我的發明，只說是我設計。
「紅點子」坐在那裡，只管低著頭，垂著眼皮，好像還沒有睡醒。我只見一頭馬鬃似的黑頭發，在白光下邊閃著金絲。這對「攻心戰術」不利，這個態度也不能夠容忍。
「抬起頭來。」
他抬了抬，照舊低下。
「抬頭。」
「不許動。」
「看著我。」
我直視他的朦朧睡眼，我把眼光放柔和了，我的大眼白想必是保持著蛋青色，有個女的誇過的那種顏色。以後我開始談話，在談話中間，我不斷提醒這個泡泡腦袋抬起來，叫這雙睡眼看著我那蛋青色眼白。
我用「綠蔭蔭」三個字，描寫他家的小院子。我又用「綠蔭蔭」三個字，描寫他的書房。那書房的窗戶叫樹木擋著，屋裡書櫃、書架、書桌全摞著、攤著、塞著書，其實陰暗像個地洞。
我用烏煙瘴氣形容那些書，「紅點子」不動聲色。我用打掃衛生說明抄走那些書，「紅點子」的眼皮彈了一下，複歸半睡眠狀態。我說到他那位老伴兒了，那位賢妻良母，那個終身奴隸，我描寫她包著頭巾，手腳哆哆嗦嗦走前走後，我說明她的頭髮已經長出一寸有餘了。「紅點子」的刀縫眼裡，汪汪閃現水光。我說已經告訴居委會，不要再剃她的頭。但是——這裡有個但是，誰要是一條道走到黑，誰也不能保險不剃二回……「紅點子」坐在那裡晃悠起來，含著眼淚晃悠晃悠，咬著牙關晃悠晃悠，我命令他不許晃悠，他還只管晃悠晃悠……我不能容忍，我的眼睛成了鐵青色，我像當頭傾瀉一桶冰水般說起他的小女兒，蜷縮在角落裡的躺椅上，跟一隻貓一樣，弓腰奓毛，眼睛裡放綠光……
「紅點子」在椅子上晃悠得像是掙扎，就像有條繩子把他綁在椅子背上，掙扎著一下子掙開了，一下子竄了起來，一下子跨出光圈，站到燈影裡。隨著卻又老實下來，兩手垂直，低頭望住地面，一動不動。
我正要發作，猛然心想：可不說明「攻心戰術」有所突破了嗎。就把聲調舒展開來，說：
「群眾是要『仁至義盡』的。現在的主動權還在你手裡，不過時間不多了。其實關鍵只是你——，只要你把那紅線謬論一筆勾銷……」
「紅點子」作難地說：
「可我這大半輩子怎麼活過來的？」
我把臉一沉：「乾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沒有紅線，我是沿著什麼走過來的呢？」
「群眾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三十年代的時候，我還年輕。我打算寫一本反法西斯的書，搜集了許多資料，也和當時的鬥爭有密切關聯。可我不知道反完了法西斯，應該怎麼辦？我的書寫不下去。當時白色恐怖很厲害，党的領導冒著生命危險，到我家裡來，和我整整談了一夜……」
我截斷他的話，問道：
「你說的什麼領導，是誰？」
他剛要張嘴，立刻閉上，啞然失聲。我的王牌又上來了，振振有詞地問道：
「是誰啊？」
他的嗓門小了一多半：
「當時地下党文化方面的領導。」
「是誰啊？」
他的嗓門堵上了。我可是有十二分的把握，敞開來重複我的：
「是誰啊？」
「我只能根據我所知道的……」他打算繞開去，溜走。
「你就說是誰啊！」
「人家有缺點錯誤。」他打算息事寧人。
「光是缺點錯誤的問題？」
「別的，那些，什麼……」他脫口而出，「我實在說不出口來。」
「哥們義氣！」
「我們沒有私交。」
「這些年你們沒有見過面？」
「開大會，人家坐在主席臺上……」
「心領神會，心照不宣，心有靈犀一點通。」
「也是我不愛串門，也是我老落後，老受批評，人家還在報上公開批判過我。」
「那你憑什麼拿身家性命保他？」
我理直氣壯，因為太不合情合理了。除非是瘋？是怪？是缺根弦？可是他站在燈影裡，有礙我的觀察。我指著光照下面的椅子，大聲命令：
「坐下。」
他木頭似的坐下，臉上發「泡」。
「說。」
他又晃悠起來，我最見不得這晃悠，厲聲叫道：
「正面回答問題。」
「還就是那年，白色恐怖，他上我家，關上門，拉上窗簾，談了一宿，實際是辯論了一宿，到天亮，拉開窗簾，東方一抹紅霞，天邊一線曙光，那出太陽的地方，燒得白熱……」「紅點子」那刀縫眼半睜著，也像是有些白熱的東西。「……他輕輕地在我耳邊說：『中國的希望在西北，東方的巨人在延安……』」
「紅點子」又晃悠得像是掙扎，又仿佛掙開綁著他的繩子，彈跳起來，一步到了燈影裡，又老實站著了：
「從那以後，我決心把反法西斯的書寫下來。從那以後，我的一生，有了新的起點……」
他再說什麼，我已經不注意了。因為我發現他在陰影裡，一點也不晃悠。我指著椅子命令他：
「坐下。」
「……我要求，不要為我浪費時間，不要因為我浪費精力。我不過一個黨外的知識分子，要是許可保留意見，就讓我保留吧……」
我注意著他一坐到光照下邊，就止不住地晃悠，我隨口喝道：
「有地方擱你。」
「對，遼闊的祖國，哪裡也擱得下個我呀！」
「還對對哩，還做夢哩，擱到那地方去，半年也不定問你一句話。」
「我要求把時間，把精力，放在老黨員、老同志身上，把他們早早解放。他們比我有用處，他們是祖國是人民的財富
我命令他站起來，指定他站遠一點，完全站到陰影裡去。只見他一邊站過去，一邊腮幫抽搐，黑發抖顫，刀縫眼裡滾下粒粒淚珠……終究敞開了寬寬的沙沙的嗓門：
「告訴我老伴，等著我。告訴我女兒，她走她的路，她還年輕。可是相信爸爸，五年以後，能追上隊伍，能回到人民中間來……」
我觀察出來越往陰影裡站，他越不晃悠。我的結論是：送精神病院檢查。
五
我受到嚴厲的批評。什麼百瓦燈泡，什麼燈影，什麼晃悠，那都是「人性論」，恰恰把「五年以後回來」這句話，給輕輕放過了。「五年以後」，這是赤裸裸的「變天思想」。這是明目張膽的「秋後算帳派」。我首先是被迷惑了，繼而越走越遠，竟替黑線人物放煙幕：精神病。我的錯誤歸結起來是一個字：「右」。
那年頭，這個「右」字可比罵娘還難聽。古人製造這個字時也特別，一隻手扠住嘴巴，說不清，道不出來。
我立刻採取了措施。「大張旗鼓」地宣佈紅點子「隔離審查」。不得到許可，不能離開「牛棚」。我把「牛棚」裡的燈，換上百瓦燈泡。把電門挪到走廊上，通宵不許關燈。
每到晚上，我少不了查查號。總看見「紅點子」在屋裡不是晃悠，就是轉身，反正散步是散不開的，那「牛棚」原本是挨著樓梯放笤帚墩布的小屋子。點上百瓦燈泡，就像是火剛點著，剛剛發出光來，就叫四面牆堵回來了。這樣的光是帶著火苗的。
不幾天，我看見他坐在「馬紮」上，趴在鋪板上——寫字！心想：莫非轉過彎兒來了，投降了，在寫「認識」了。我推門進屋，他彈簧一樣彈起來，轉簧一樣轉過來，啊，這個人變了樣。紅光滿面，精神奕奕。泡泡肉繃成了塊塊疙瘩，刀縫眼裡簡直有刀光劍影。他是給點著了，渾身發著光，那光是帶著火苗的。
我鎮定一下，扭臉看著牆，問道：
「寫什麼呀？」
「我糾正一個重大錯誤。」
「好、好。」我連聲肯定。
「我那本反法西斯的書，一直沒有定稿。到了解放，心想民主革命的任務完成了，現實意義又不大了，乾脆給擱起來了。」
「你在寫書？」我真正吃了一驚。
「我要從頭修改。」
這個「紅點子」變本加厲。他本來還只是沒有把「身份擺正」，一會兒像是向人民低頭，向革命群眾認罪，一會兒又發謬論，堅持「反動觀點」。平心靜氣地說，總還拘著自己，「扮演」了派給他的角色。可是現在，他完全「失掉身份」，或者是他燃燒了，「隔離審查」他寫書！他燒得白熱化了，連起碼的「常識」也沒有了。他白熱得瘋狂了，不論神色、聲音、氣味，無不狂熱像是吐著火苗！
我本當「敲警鐘」、「當頭棒喝」、叫聲「懸崖勒馬」，再來一回「仁至義盡」。可我覺著渾身沒勁，或者是不對勁。我抓起攤在鋪板上的紙看著，迎著燈光再看看，我心裡哆嗦起來了……
瘋了，真正瘋了。什麼反法西斯的書。什麼修改，什麼定稿。紙上不但一個完整的句子也找不著，連單個的字也沒有幾個。滿是歪歪扭扭的線，大大小小的叉，不規則的三角、圓圈、方塊……在一片亂糟糟中間，我找出了四個大字：火。髡。抄。電。
在那個「火」字旁邊，蚯蚓般的線條中間，我看見了一個人名字：「戈培爾」。這幾年看交代看外調材料，對人名字我有特別的敏感，這個「戈培爾」像是在哪裡見過，我琢磨著說：
「這個姓戈的……」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
喲，可不是嘛。這些年沒往那兒想，差點兒給忘了。我正要找個臺階下來，用不著，這位「紅點子」敞開了沙沙嗓門，熱騰騰地講解起來。他說希特勒上臺不多天，一個夜晚，成千上萬的學生舉著火炬遊行，走過柏林大學對面的廣場，一個個把火炬往廣場上扔。那廣場上，堆著書，遍地是書。從圖書館拉來的，從書庫搬來的，從教授學者那裡沒收的。廣場上一場大火，中世紀以後沒有見過的景象。戈培爾發表了一個演說，他說在火光中，不僅一個舊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
我一警惕，心想「釘子」埋在這兒啊。我瞪了「紅點子」一眼，可他毫不理會，只管慷慨地說出了這麼兩句，倒像是警句：
「但是歷史證明，這火光照亮的，是法西斯的毀滅。」
我心裡也出現一句警句：「知識越多越反動。」可我沒有拋出來，仿佛心裡也跟他那張紙上似的，爬著些蚯蚓似的東西。我看看蚯蚓中間，那個寫得大大的「髡」，那是個冷字：
「這個『幾』……」
「念『坤』。」
「對了，『坤』，不常見。」
「兩千多年不見，現在又見著了。」
我瞪了「紅點子」一眼，他不但沒有低頭，反倒沉下臉來：
「我們古代，奴隸社會的時候，有一種刑法叫髡。髡就是剃掉頭發。」
我想了想，冷笑一聲，說：
「奴隸社會動不動就用鞭子抽打，剝皮抽筋也不當回事，剃頭發還算個刑法？」
「紅點子」的嗓音低沉下來，好像咬著牙說：
「確實是個刑法。我想對於婦女特別可怕，這是精神上的鞭撻，人格上的抽筋剝皮。」
我不想去看「紅點子」，只把眼睛盯在紙上，我看見那個「抄」字旁邊，各種符號特別多，也特別齊全。「紅點子」順著我的眼睛，指點著說：
「漫長的封建時期，哪一個朝代也沒有斷過抄家。這裡沒有參考書，我只好憑記憶把史書上有名的事件，大致理一理。看看人的基本權利，什麼時候有過保障？看看悠久的歷史，給我們多麼沉重的負擔。」
我在最後一個大字「電」那裡，又發現一個名字，這可是無人不知的「蔣介石」。
「蔣介石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還有新發明，因為世界上有了電。」
「紅點子」用這麼兩句話開場，接著滔滔不絕地演說起來，他忘記了「牛棚」，好象站在講臺上。他完全弄錯了身份，好象還是個教授。他聲色熱騰騰，措詞還火辣辣，把我也弄糊塗了。當他說到他叫蔣介石特務抓起來過，這幾年審案養成的敏感，才使我警覺過來，連忙插一嘴：
「你進過監獄？」
「沒有。那不得經過法院，費那個事幹嘛？」
「那麼是集中營？」
「也用不著，那還得圈個地方。就在我們學校的辦公小樓上，鎖一間小屋，貼上個小條叫做『反省室』。我的人身自由就全沒有了。他們要我承認是共產黨，我不承認，實際我也不是。他們說你不是個共產黨，也是個『紅點子』……」
「紅點子？紅點子就是由這兒來的？」
「由這兒來的。說既是紅點子，就有紅線。點點點連起來，就是一根線嘛。」
「那倒好了，你不是堅持有紅線嗎？」
「那是現在。那時候我堅持沒有紅線。實際那時候，我也真不知道什麼線不線。」
「謔，你倒哪會兒都是實話實說。」
「現在為的是有紅線，那時候為的是沒有紅線。要是掉個個兒不都沒事了嗎？偏偏事實不能掉個個兒。他們拿繩子把我綁在椅子上，在我太陽穴旁邊，一邊一個百瓦燈泡……」
原來如此。我破了謎，一陣高興，站到「紅點子」面前，臉對臉問道：
「從此你做下了毛病，在亮光下面止不住晃悠。」
他也湊過臉來，跟老熟人似的認真問道：
「我晃悠了嗎？」
「你自己不知道？」
「我使勁不晃悠。」
「我看你咬著牙呢。咬得腮幫起疙瘩。」
「咬牙不頂事，我咬著腮幫呢。我想這是群眾審我，是自己人受罪，不能晃悠，把腮幫都咬爛了……」
這都拉起家常來了，鬧得我也忘了我的身份！趕緊扭頭往外走，邊走邊說：
「休息吧，我把燈關了。」
誰知「紅點子」連聲叫道：
「不關不關，關了怎麼寫字，我要抓緊完成。」
我頭也不回走過走廊，多少有些踉蹌，走進自己的屋子，放倒在床上，閉上眼睛。
可是我的眼前，抹不掉攆不走「紅點子」的形象。他不但眼神，連身上都有一種奇異的光彩，我斷不定是瘋狂的邪光，還是創造發明的光芒。這兩樣好像是有不容易區別的時候，試看彈鋼琴的，彈到手舞足蹈的刹那間……
我承認我知識不多，外國的很少接觸，本國的模模糊糊，歷史一片黑暗……如今讓「紅點子」一攪和，腦子裡——腦子裡就跟他那張紙上一樣，那些歪歪扭扭的線條，那些莫名其妙的叉叉圈圈點點，就像是我的「腦電圖」。我應當好好想一想，可是這時候思想集中不起來，也找不著線索。我那腦子變得跟一把豆腐渣似的，沒有油性，也沒有粘性，好容易攥成團了，一鬆手又散了……
我決心不想它，去球，睡覺大吉。這時，一些警句姍姍而來……
「知識是生產資料，隨時產生資本主義……」
「……甯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
「從國際歌到樣板戲，中間是空白。」
「空白」！我躺在那裡不由自主地笑開來。「空白」，好像熨斗一樣熨平了那些歪歪扭扭的皺褶。「空白」，試想冰山那樣的空白，多麼高爽！千里雪原那樣的空白，多麼純淨！就說沙漠吧，缺水，乾燥點兒，可也多麼的寧靜！我需要寧靜，我歡迎空白，……我寧靜地走進空白的睡鄉……
誰知睡鄉也不都寧靜，也難得空白。後半夜，不知幾點鐘，我忽然驚醒，心頭噗噗亂跳，一軲轆爬起來，走出房門。我走過走廊的那個樣子，如果錄下像來，准是個小偷模樣。我鬼鬼祟祟地走到「紅點子」那「牛棚」門前，摸著了電門，啪，我終究關了百瓦燈泡。
六
從此，我把紅點子的「專案」撂在一邊，按我的心願，天下最好是沒有這麼個人。有時在走廊上忽然看見，我立刻轉過臉去。有回上廁所遇見了，我吐口痰扭頭出來。
說實在的，看見這個人我不自在。心裡發慌、發毛，好像還發怵。我們兩個的地位都沒有改變，我照樣可以瞪眼，他照樣得低頭。我指的是內心情況，這個情況還必須保密。我躲著點兒免得露餡兒。因為，因為，因為我在爭取入黨。
「紅點子」究竟有什麼厲害招兒呢？沒有。我說過我需要寧靜，我歡迎空白。這個人由頭髮、泡臉、刀縫眼，直到農民那樣的體格架子，對我的寧靜都起破壞作用。他要一張嘴，那沙沙的寬嗓門就象把我踩著的空白，由腳底下掀了起來，天旅地轉……在我爭取入黨的時候，需要，需要，需要太平無事。
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到了年終。照例，把「黑幫」都叫到會議室裡來，一人給把椅子坐著。挨個兒說說這一年的心得體會。
不用挨個兒看，准是一張張苦臉。有誰揚眉吐氣的那還了得！挺大的老爺們抹抹眼淚，倒是正常。說的話我也懶得細聽，都有頭有尾，頭尾都有模子。頭是低頭認罪，尾是仰望解放，中間有幾句各人不一樣的地方。
輪到了「紅點子」，我連眼皮都不抬。他說了幾句「開場白」，還是沒精打采，好像在牙縫裡軲轆著……忽然，聽見寬寬的沙沙的嗓門一敞，出來這麼句話：
「我要求入黨。」
我陡地一抬頭，座上有「十來個我」呢，我飛快掃了一眼，只見「個個我」都睖睜著，證明了我耳朵沒出毛病。
「我要求入黨。」
「十來個我」都露出笑容，當然，沒有一個笑出聲來的。有的把嘴一撇，把笑容撇成爛柿子。有的腮幫往下沉，把笑容拽成驢臉。有的瞪圓的雙眼，仿佛兩個鉚釘把笑容鉚死在那兒了。
要說紅點子的神經是正常的，怎麼連幾歲的小學生都不如？有專政隊裡發展黨員的嗎？要說他的神經是不正常的，他怎麼不胡說別的呢？
我轉眼看看「黑幫」們的苦臉，也變了，大多數變嚴肅了，有的變得鐵鑄的那樣錚錚的。
我不由自主地去看「紅點子」，「紅點子」卻什麼也不理會，只管揚著泡臉，睜著刀縫眼，望著窗外。四層樓上的窗外：一片藍藍的天，淡淡的幾朵白白的雲。下邊有一些些波濤似的蒼翠的松樹樹梢，微微起伏。仿佛聽得見隱隱約約的松濤。真是海闊天空，任憑魚躍鳥飛……
「……我象一隻船，一葉扁舟，在江河湖海裡飄蕩，飄蕩，飄蕩了半個多世紀……起初沒有航線，是党在文化方面的領導人，冒著生命危險，給我指出了……」沙沙的嗓門，忽然像沙瓤的瓜那樣酥，那樣甜：「……中國的希望在西北，東方的巨人在延安。我開始寫一本反法西斯的書……。可是我這條船，沒有靠攏碼頭，只是望著紅燈，在風雨裡飄蕩，在潮漲潮落裡飄蕩……我以為這樣就可以了，就不會偏離航線了。但是在烽火連天的年頭，在驚濤駭浪的險灘，我差點兒撞上了礁石。我那本反法西斯的書，陸續發表了一些章節，出現了唯心史觀，過份著重個人的作用。沒有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分析希特勒的興起。不是從歷史背景，從民族根源去解剖蔣介石匪幫……當時党在文化方面的領導，叫我多聽聽批評意見，我說我這本書是棵大樹，那些意見，是長在大樹上的蘑菇。後來書在社會上起了些消極作用，黨在報刊上公開批判了我，又在思想上生活上幫助了我。使我驚醒，使我回到航線上來。我又沿著這條紅線走過來了，要是沒有紅線，我怎麼有今天呢？……可是我還是一葉扁舟，飄蕩，飄蕩……
我覺著我坐得不大穩當，有些晃悠。不是這個「紅點子」，是我在晃悠。我忘記了這是個革命對象，因為我震驚。我看見了一個人要求入黨的時候，這樣敞開了胸懷。不是「這個我」「那個我」爭取入黨那樣，封閉著內心，嚴防著露餡兒。
「……飄蕩了半個世紀了，明明看得見碼頭，可總是靠不攏。……我的心木了、柴了、幹咧咧幹咧咧了，跟蘿蔔糠了一樣……」
我扭頭去看窗戶，那一溜玻璃窗，一扇扇全關嚴了，我覺著憋悶得慌，我聽見了悶沉沉的一聲雷：
「……跟蘿蔔糠了一樣……」
不是滋潤的寧靜，不是悠悠的空白。在我心裡頭，好像一個塵封多年的角落，有個聲音叫著：我不要寧靜，我不要空白。寧靜是虛假，空白是欺騙。啊，窗戶為什麼關得那麼嚴？我為什麼更加晃悠起來？
「……一解放，我把沒有完成的書放下了。心想現實的意義不大了。中央一位領導，他那麼日理萬機，怎麼還記得我這麼個人，記得這麼本書，他叫人傳話給我：有意義，完成它。可我還是飄蕩，飄蕩……」
我看見會議室的盡西頭，有半扇窗戶開著，仿佛有些涼風進來。
「紅點子」還在說什麼，我已經聽不清楚，只像有兩個聲音都在叫喊入黨，一個叫說真話，一個叫順著說。一個叫敢說敢當，一個叫唯命是從。究竟哪一個是革命的？我糊塗了，我掙扎站了起來，有點踉蹌，我走到盡西頭，站在那開著的半扇窗戶跟前。
我想開動腦筋想一想，可這腦筋仿佛齒輪長了鏽，發條沒膏油，格啦啦格啦啦響著轉不起來，格啦啦格啦啦乾裂了般精疼……我膽戰心驚，我已經不會用自己的腦筋去思考。
誰知「紅點子」也在叫喊：
「……我的舵輪快長鏽了，我的鏈條沒有油格啦啦響了。我要靠攏碼頭。我要完成反法西斯的書……」
我探頭窗外，好蔚藍的天空，好蒼翠的松柏。
「……我要求入黨！」
「哄！」好像是一個哄堂大笑，我沒有回頭去看，只覺得這「哄」的聲浪，把我托上了窗戶台。開闊的藍天向我歡笑，波濤似的蒼松向我招手，我一步跨到窗外，跳了出去……
七
這些事情過去兩三年了。
「四人幫」已經送上了歷史審判台。我們偉大的祖國開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新時期，我們勤勞勇敢的人民走上了新的長征。
現在，「紅點子」教授埋頭完成他那本反法西斯的書，我自願要求幫他查對資料，算是一個助手吧。
當我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教授雖說沒有一口拒絕，但是沉默不語。我想著是不是打個退堂鼓算了，教授卻問道：
「你是對這本書有興趣，還是因為別的？」
我覺得他問得直率，也認真。就儘量誠實地回答說，我感興趣的是這麼個問題，「四人幫」的那一套，拆穿了不成片段，荒謬，空洞，可笑，說什麼也不過分。可是當時，怎麼把我蒙得奉為聖明？
「要說最初，我也蒙了。可你是不是直到最後，還奉為聖明呢？」
「後來我也有些懷疑。」
我想說到這裡就算吹了吧，可是教授一本正經地追問下來：
「懷疑什麼？」
「這可三言兩語說不清。」
「現在清不清楚呢？」
「也還不大清楚。」
我想徹底完了，可是教授斷然說道：
「是不清楚。法西斯的來龍去脈，它的要害，我也不敢說全清楚了。可是你，我的印象是，那時候你幹得挺帶勁兒。」
「是的。」
「要是咱倆換換，你處在我的地位，你能帶勁兒嗎？」
「不能。」
「可見有些東西，是你處的地位造成的。但是，要是我處在你的地位，我能帶勁兒嗎？」
「也不能。」
「可見有些東西，是你個人的關係。」
我站起來要走了，可是教授把我按住：
「別走，幫我弄清楚這個問題怎麼樣？」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只好不作聲。
「這是我對你的看法，你對我的看法呢？」
我想反正是「吹台」，沒有了顧慮，脫口而出：
「你象個開荒起家的農民。」
教授一愣，沉下臉來問我這話從何而來？我的顧慮又悄悄起來，我說這是從外表得到的印象。我說他體格寬厚，沒有說粗野。我說他一臉的風砂，沒有說什麼泡泡臉，刀縫眼。我說他那一頭頭髮也叫人覺得直爽，當然我沒有說不合時宜。最後我說了個缺點：固執、主觀。偏偏在說這個缺點的時候，我心裡想著這個人最難得的是：敢堅持觀點。
教授聽著，一直沉著臉，接著問道：
「這是你現在的看法吧？」
「不，我早就這麼看。」
「那你主要還是好感吧？」
「好像是。」
「那我告訴你一件五事。這件事誰也沒有看見，我跟誰也沒有說過。還是我圈在四樓小屋裡的時候，有天後半夜，我醒來，覺得悶，憋氣，覺得屋子裡沒有氧氣了。我開門出去，摸到會議室，想著那間屋子大，可能痛快些。進了會議室，我看見那一溜玻璃窗外邊，月光清亮清亮。月光下邊，好象一片水一個大湖。我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更加悶，更加憋氣。那一溜窗格子全像鐵柵欄，把外邊的世界隔絕了。這屋子是個石頭鑿的牢洞，這大樓是個石頭山鑿的大牢洞。我要再在這裡頭關下去，也要變成石頭。我的腦子已經常常一片空白，這是變成石頭的信號。我要逃跑，我要衝出去，我去開窗戶，可是打不開。挨個兒打，都打不開。我更悶了，我真急了，我摸到盡西頭……」
「那半扇？」
「對，那半扇一拉就開了。謔，外面美極了。是煙雨迷濛的太湖？是水天一色的五百里滇池？是碧波蕩漾的渤海灣？我上了窗戶台，跳水一樣撲了出去……」
教授急刹車似地收住口，瞪住我。我卻笑了起來，教授很覺意外，但他也撐不住敞開嗓門沙沙大笑，我們有了「共同語言」：
「窗外是陽臺！」
「窗外是陽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