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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醫院中，聽到了柯靈老師不幸逝世的消息。在4月初我進醫院之前，曾打電話給他，國容師母說，他整天昏睡不可能接電話了。我感到了不祥的預兆，只是希望來得慢一些。這些天來，我在報刊上讀到了不少同志寫的紀念文章，讚揚柯老一生的人品和文品。我1942年秋在日軍佔領下的上海認識了他，當時他正主編《萬象》月刊，對我這個青年作者一樣非常愛護和關懷，要我不要向日偽報刊投稿。只是可惜我後來沒有做他期望的文學的事業，但我仍一直把他的人品和文品作為自己的楷模。
全國解放以後，我長期在國外工作，同他很少見面。80年代中，他擔任了全國政協常委，常到北京開會，我也從國外回到了國內，見面機會多了。有時是他和國容同志看望與我同住一個大院的錢鍾書和楊絳同志後到我家裡便飯，有時是我到賓館去探望他們。那時，他已進入晚年，白髮蒼蒼，身體衰弱，耳朵已很背，而令我奇怪的是，他仍像壯年時一樣，非常關心國內外的大事和人世間的疾苦。當時我還在職，他每次見面時都說他在上海多半在家裡寫作，同外界接觸很少，希望我講講國內外的形勢和社會上的大事。他把助聽器的擴音器放在我面前，聽得很認真仔細。有一次，在午飯後還沒有講完，他還想聽，我看他非常想睡午覺了，留他們在我家裡小睡一會，他不願麻煩我們，一定要回賓館去。因此，我約定在下午4時後再到賓館去給他繼續講完。
柯老這樣關心群眾的疾苦和社會的呼聲，而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很困難的。他們夫婦都已年邁體弱，國容同志更帶著「文革」的傷痕行動很是不便，日常生活幸虧得到了幾位過去的學生和朋友好心的幫助。他們住的是解放前的老房子，年久失修，環境也很嘈雜。柯老在行動還方便的時候，常常不得不躲避到外面去寫作。柯老對我說過，他像對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一樣，當心房子裡的每個設備諸如抽水馬桶、水龍頭之類，一旦壞了實在不便，找人來修一請再請也不來。柯老常說，他家是全靠國容同志的堅強意志和周到考慮支撐起來的。讀者們看到的柯老晚年思想深邃、文筆犀利的文章，都有著國容同志很大的功勞。同志們都知道，柯老一直寬厚待人、嚴於律己。就是在「四人幫」粉碎，柯老被平反以後，單位退還給他在「文革」中寫的一大堆「檢查」材料的同時，把造反派在各地調查他的材料也給了他。在這些熟人們寫的材料中，很多是實事求是的，有些害怕挨鬥，誇大或拔高了事實，也有少數為了想開脫自己，寫了一些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事。但柯老從不計較這些，反而說在造反派氣勢洶洶的情況下，你不說一點，行嗎？而且有些也確實是我的缺點。柯老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東西，還不僅是文章，而且是為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