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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而老孫的那個親戚，我們再次聯繫，終於弄清了那個城中村的位置，這次同我和老孫去的還有一位美術教授，他有私家車，說他也想畫畫拾破爛的人。車一到村口，×××已經在那裡張望，穿了雙皮鞋，但腿老弓著。老孫說：這鞋是拾的吧？他說：哪能拾到這麼新的鞋，人家送的，本來要留給兒子的，你們要來就穿上了，有些小。卻低聲問：穿西服的是賈平凹？老孫說不是，用手指我。他說：個子不高麼！我當然還是帶著紙煙，但他說他把煙戒了。進巷道，入一戶院門，後邊是一座六層簡易樓，×××就住在頂層，而頂層一共七個房間，分別住了他的六家親戚。他們都是才從街上回來，正生火做飯。我去每一家看的時候，他們也都是笑臉。後來我們就坐在×××的屋裡，屋裡小得打不開轉身，天又熱，一股子鞋臭味。美術教授就呆不住了，他說他下去轉轉，要走的時候給他打個電話。美術教授是沒在農村生活過，我生活過，我就脫了鞋坐上了床，問這房的租金，問他在哪條街上拾破爛，那麼遠的路早晨怎麼去晚上怎麼回來，就自己取了碗從保溫瓶裡要倒水喝。他臉上活泛多了，但回答我的話都是些通用話，比如，他說這租金合適，我們能接受，在朱雀門外那一帶拾破爛，收入挺好，他有一輛自行車早上帶老婆進城，架子車卻是存在收購站上的，日子比才來時好，日子會越來越好。老孫說：你不要那麼正經，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胡諞！他說：還真胡諞呀？我說：胡諞！三個人就都笑了。我們就亂七八糟地胡諞了，他竟是那樣健談，雖然沒有劉高興說的那麼形象，但拾破爛中的一些事記得很準確，一件一件連時間地點都說得清，我先還真會逗引，逗著他說，後來完全沉浸在他的故事中，隨著他的高興而高興，隨著他的難過而難過。他老婆在門外爐子上做飯，進來說：你只排誇你出五關斬六將哩，咋不說你走麥城！你出來。他出去了，又進來說：老婆問你們吃了沒，沒吃了就在我這兒吃？我說：就在你這兒吃。他就對老婆說：在咱這兒吃哩，你去村商店買些掛麵。我趕緊說：買什麼掛麵？做啥我吃啥。我就又問了怎麼個走了麥城？他講了三宗，一宗是他在建築工地被人家打了一頓，一宗是被街上的混混騙了三百元，一宗是被市容隊收沒了架子車。飯做熟了，是熬了一大鍋的包穀糝稀飯，給我盛了一大海碗，沒有菜，沒醋沒辣子，說有鹽哩，放些鹽吧，給我面前堆上了一紙袋鹽面。筷子是他老婆給我的，兩根筷子粘連在一起，我知道是沒洗淨，但我不能說再洗一下，也不能用紙去擦，他們能用，我也就用，便扒拉著飯吸吸溜溜吃起來。×××一直是看著我吃，把那個風扇從床下取出來，那是個排氣扇，吹過來的風是一股子，而且電線斷了幾處重新接上沒纏絕緣膠布，我擔心他觸上了電，他說：沒事。不停地轉動著排氣扇的方位給我吹。我把一大海碗飯吃完了，他說：夠了沒？我說：夠了。他說：我估摸你也夠了。

　　老孫的這位親戚，後來雖然和我稱不上朋友，卻絕對成了熟人，他常到老孫那兒去，而他一去，老孫必定會給我電話，我也就去了。他有時拿著一些拾來的好東西送給我們，比如一個笛子，一個老式的眼鏡盒，我們付給他一百元錢。他知道我喜歡收藏，有一次拿來了一個小黑陶罐，以為是個古董送我，我欣然接受，但我知道那是個幾年前才燒制的罐子。我給他付錢的時候，他堅決不要，卻說：要是今日我只收入十元錢，那我會收你的錢的，可我今日已經收入了十八元了，這就夠夠的了，我只求你幫個忙。原來他的一個兄弟拾破爛時把架子車停放在了馬路邊，而那一段馬路立了牌子不准人力車通過，他兄弟不識字停放了，市容隊就拉走了架子車，他兄弟去討要，市容隊說罰五百元了才能把架子車拉走。他求我能不能幫著把架子車要回來。

　　我說：我給你要回來。

　　他說：真能要回來了，我請你喝酒！

　　其實，我和老孫哪有疏通市容隊的能力呀？但我必須得幫他要回架子車，就叫來了電視臺的一個朋友，商量出一個計謀：讓他帶著攝像機，如果他們不給架子車，便威脅著媒體要曝光這種粗暴對待弱勢群體的行為。我們是一路上都在給自己壯膽，可萬萬沒想到的去了市容隊，那裡竟有人認出了我，對我的到來興奮不已，我成了座上賓。那就好，寒暄之後，我便說了情況，架子車不費吹灰之力要回來了。×××激動地抱住我，說我牛，牛得很，並要了我的名片，說以後誰再欺侮他，他就拿出我的名片，說他是我的表哥。便問我：我能說是你的表哥嗎？我說：是表哥！

　　幾個月後，我終於寫起拾破爛人的故事了。

　　但我沒有想到，寫起來卻是那樣的不順手，因為我總是想像著我和劉高興、白殿睿以及×××的年齡都差不多，如果我不是一九七二年以工農兵上大學那個偶然的機會進了城，我肯定也是農民，到了五十多歲了，也肯定來拾垃圾，那又會是怎麼個形狀呢？這樣的情緒，使我為這些離開了土地在城市裡的貧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種種歧視而痛心著哀歎著，一種壓抑的東西始終在左右了我的筆。我常常是把一章寫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寫，寫了再撕，想為什麼中國會出現打工的這麼一個階層呢，這是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的無奈之舉，權宜之計還是長遠的戰略政策，這個階層誰來組織誰來管理，他們能被城市接納融合嗎？進城打工真的就能使農民富裕嗎？沒有了勞動力的農村又如何建設呢？城市與鄉村是逐漸一體化呢還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貧富差距？我不是政府決策人，不懂得治國之道，也不是經濟學家有指導社會之術，但作為一個作家，雖也明白寫作不能滯止於就事論事，可我無法擺脫一種生來俱有的憂患，使作品寫得苦澀沉重。而且，我吃驚地發現，我雖然在城市裡生活了幾十年，平日還自詡有現代的意識，卻仍有嚴重的農民意識，即內心深處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裡替我寫的這些破爛人在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寫越寫不下去了，到底是將十萬字毀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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