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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字？ 　　劉高興。 　　身份證上是劉哈娃咋成了劉高興？ 　　我改名了，現在他們只叫我劉高興。 　　還高興……劉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劉高興。 　　劉高興！ 　　在。 　　你知道為啥銬你？ 　　是因這死鬼嗎？ 　　交代你的事！ 　　我不該把五富背了來坐火車。 　　知道不該背為啥要背？ 　　他得回家呀。 　　家在哪兒？ 　　商州的清風鎮。 　　我問你！ 　　就這兒。 　　咹？ 　　西安麼。 　　西安？！ 　　我應該在西安。 　　你老實點！ 　　老實著呀。 　　那怎麼是應該？ 　　真的是應該，同志，因為…… 　　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車站廣場東區的柵欄外，警察給我做筆錄。天上一直在颳風，廣場外的那些法國梧桐、銀杏和楸樹葉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處是紅的黃的，顏色鮮亮。 　　我永遠要後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雞。以清風鎮的講究，人在外邊死了，魂是會迷失回故鄉的路，必須要在死屍上縛一隻白公雞。白公雞原本要為五富護魂引道的，但白公雞卻成了禍害。白公雞有兩斤半，最多兩斤半，賣雞的婆娘硬說是三斤，我就生氣了。胡說，啥貨我掂不來！我說：你知道我是幹啥的嗎？我當然沒說出我是幹啥的，這婆娘還只顧嚷嚷：複秤複秤，可以複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過來。 　　警察是要制止爭吵的，但他發現了用繩子捆成的被褥卷兒。這是啥，警棍在戳。石熱鬧的臉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過一樣，全灰了。這狗日的說什麼不成，偏說是捆了一扇豬肉，警察說：豬肉？用被褥裹豬肉？！警棍還在戳，被褥卷兒就綻了一角，石熱鬧一丟酒瓶子撒腿便跑。這孬種，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樣撲倒了我，把我的一隻手銬在了旗杆上。 　　能不能銬左手？我給警察笑，因為右臂在挖地溝時拉傷過肌腱。這回是警棍戳著了我的襠，男人的襠一戳就麻了，他說：嚴肅點！我嚴肅了。 　　我的眼睛發黏，好像一下子生出許多眼屎，看東西都有些模糊。但我沒有驚慌失措。要穩住。警察的鋼筆似乎下水不利，不停地甩，那額頭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紅了。我伸了腳去踩飄過來的法國梧桐葉子，沒有踩著。小夥子生這麼多的青春痘我從來沒見過，一定是未婚，沒騸過的羊沖得很！ 　　哢嚓，有人在拍照了。 　　我最討厭的是那個記者，裝嫩呀，三十多了還梳個齊溜溜！她拍照的時候我根本沒注意，等攏了攏頭髮，把衣領扯平，還擺了個側面讓她再照，但第二天的報紙上刊登出來的，仍然是我半拱著腰在接受筆錄的樣子，而我的面前是一個用繩子捆紮的印花被卷兒，五富的腳沒有裹嚴，露出那只塞著棉花的黃膠鞋。把他的，這張照片和身份證上的照片一樣麼！身份證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要照出耳朵，沒有誰照出來不像個罪犯的，可我的鼻子高，嘴角有棱，她偏不側著照，這×女子！ 　　那不是我，不是，絕對不是。 　　五富的屍體在運往殯儀館後，我被釋放了，但我必須要在火車站廣場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趕來處理五富的後事，而廣場上許多人是看過了報紙，指著我說：瞧，背屍要坐火車的就是他！他們叫著劉哈娃，我不理睬。再叫：商州炒麵客！我們商州地區苦焦，春季裡青黃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種炒麵。叫我們是炒麵客那是作踐我們哩，我當然更是不理睬。我是要想想問題了，於是我想：五富的屍體被運往殯儀館了，五富的魂肯定還在這個廣場上，在廣場的那一排路燈杆上呢，還是在那一輛推過來的裝滿了燒雞、熟鴨蛋、麵包和礦泉水瓶的叫賣貨車上？我在那個時候腰又發酸發困，手便撐在了後腰上，就再想：汽車的好與壞在於發動機而不在乎外形吧，腎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這一身皮肉是清風鎮的，是劉哈娃，可我一隻腎早賣給了西安，那我當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麼一點兒的孤，也有了那麼一點兒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個聲響。那聲響在示威：我不是劉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麵客，我是西安的劉高興，劉——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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