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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

我當過紅衛兵，注意過中國報刊上對紅衛兵的聲討，注意到很多長輩人和晚輩人兩面合擊式的憤怒：你們為什麼不懺悔？你們為什麼沒有基督教那種崇高的懺悔意識？你們為什麼不談談你們那些不可告人的過去？你們為什麼不像德國首相那樣跪下來求猶太人恕罪而憑你們這樣子中國還能實現現代化麼？…… 　　眾口一詞之下，我倒想說說不必懺悔的事情，比如我寫過的兩張大字報，是我在學校期間針對老師的僅有兩張： 　　第一張大字報，是攻擊小學一位老師的。這位女教師矮胖，常常對學生摸摸頭和整整衣領，語文課也講得不錯，講課時不忘批判自己的丈夫，一個刑滿釋放的右派。也許正因為這一點，她夾著尾巴做人，一接手班主任職務，便把我以及其他所有出身於黑色或灰色家庭的學生幹部撤下，讓革命家庭的子弟全面掌權。特別難以忍受的，是那個算術成績最臭的新班長，只因為有一個當黨委書記的好爸爸，就被班主任寵成了紅色大公主。不但考試中可以無端加分，勞動中可以無端閑玩，在任何一次出外支農時都可以吃到班主任偷偷特供的蘋果或臘肉，根本不同貧下中農的白菜蘿蔔相結合，享盡了人間榮華富貴，氣煞了滿朝文武，讓我們幾個男生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我們糾集起來，往講臺上射過尿，在廁所裡畫過漫畫，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機會，回到母校給老師貼了一張大字報——當時我們是初中生，不理解一個女教師難以承受的政治恐怖，不理解她的不公道後面的無奈。我們是成人以後才想到這一層的。 　　第二張大字報，則是攻擊一位中學老師的。這位男教師瘦高個，掛金邊眼鏡，據說在國外讀過書，又為駐華美軍當過翻譯，身上至今還有一股從敞篷吉普裡走出來的風流味，動不動就打一個響指，好像在日本召妓或者在菲律賓贏了檯球。這一天是他的英語課，我前座的一位同學有些拘束不安，被美軍翻譯發現了。對方過來檢查他的課本，發現是一個冒牌的舊練習本，便生氣地叫他站起來，問他為什麼沒有書。他支支吾吾好一陣，說自己沒有錢交學費。美軍翻譯輕蔑地哼了一聲，將練習本甩回桌上："魯平，你不是讀書的材料麼！"這句話羞得我的前排同學低下頭去，前額差點砸到了桌面。我是這件事距離最近的目擊者，我親眼看到了老師的眼光寒意浸骨，親眼看見了叫魯平的同學低著頭站了整整一節課，還看見了他的褲角高高吊起，腳上凍得紅腫的雙腳沒有穿襪子，插在一雙空蕩蕩的紅色女式大套鞋裡。這位搬運工的子弟後來幾天沒有來學校，是班上同學湊了學費送去他家，他大哭了一場，才掛著鼻涕重返教室。這當然是我後來寫大字報痛斥美軍走狗的好題材。 　　回想這兩張大字報，我應該向老師道歉，清算當時那些粗魯的火氣，清算那些不著邊際的結論，比如不公道就是不公道，缺心肝就是缺心肝，人皆有缺點，有缺點並不一定是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幹將"或者"鑽進革命隊伍的蛀蟲"，而這些大帽子無疑是可笑而且傷人的政治恫嚇。但我不會懺悔。我想不出為什麼我應該懺悔——這與承認自己也是那個時代悲劇基礎的一分子從而加以反省檢討，不是一回事。我不會懺悔是因為一個人靠父親官職而取得特權是不可接受的，我不會懺悔是因為一個人因貧窮而受到歧視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有權對這一切表示反對，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有權表示反對。 　　即便一個初中學生應該道歉他沒有找到更好的反對方法。 　　懺悔是一個道德概念，追究行為的動機，一種正當的反抗即便造成了令人遺憾甚至可怕的結局，應該得到及時的反省和糾正，但與懺悔沒有什麼關係。醫生手術失誤可以有技術的檢討，但不需要懺悔。士兵衛國殺敵可以有對死者的同情，但不需要懺悔。只有惡意才應該懺悔，無論這一惡意表現為善行還是惡行，帶來了善果還是惡果——包括沽名釣譽地到處行善。正因此，如果我想趕一把道德時尚，用假惺惺的真誠在滿世界譴責紅衛兵的異口同聲中再添一道尖音，把特權與反特權的關係顛倒過來，把歧視與反歧視的關係顛倒過來，那麼才是鑄下大惡，才真正值得懺悔。那甚至是對兩位老師的進一步侮辱：他們肯定知道我應該道歉但不需要懺悔，他們從不要求我懺悔因此更讓我長久地尊敬。 　　我當然知道，我也有值得懺悔的事，將在本書後面說到。我還知道，不少紅衛兵手上確有鮮血。我看見過老木怎樣被紅衛兵毆打，看見過高君家怎樣被紅衛兵查抄，還看見過紅衛兵的起哄聲中，一位右派女教師怎樣頭髮蓬散，漿糊滿身流淌，跪在毛主席像前背誦《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如果背不出，她就得去與另一個男性反革命互相扇耳光，被揮舞著皮帶的紅衛兵大聲威逼。我心裡發緊，看見她眼裡既沒有憤恨也沒有恐懼，是一片深廣無限的空洞，沒有眼珠而只有眼珠的化石，比一具僵屍更讓人驚心。她肯定想到了死，想到了救命的一聲槍響或一根繩索，問題是她輪不上這種好事，她死不了也活不了，於是一時沒有了主意，眼光突然凝固成茫茫荒漠，阻擋著她進入下一秒鐘——那是我看到的人世間最為悲慘的無助。她最終還是死了，自殺在校園後面的瀏陽河。人們都知道是初一（101）班那夥小屁孩製造了這一暴行，他們應該對此負責並受到審判。人們也知道是當時的國家機器廢除了這種審判因此國家機器就應該受到審判。有幸的是，那一夥只是學生中的極少數。當時第一代紅衛兵、第二代紅衛兵已經在運動中出局，學校裡重組新生的主流紅衛兵組織是溫和派，其中不少成員本身就曾經受到早期某些紅衛兵的迫害，是所謂"黑七類"家庭的子女。溫和派反對暴力。紅衛兵大聯合委員會重申了"堅持文鬥反對武鬥"的命令，使所有非法關押的老師得到釋放——當時這個委員會就是學校裡的領導，軍宣隊還沒有來，工宣隊更沒有來。 　　這是我的所見，這是事實。 　　當然並不是事實的全部。我想那個剃了陰陽頭的女教師，還有更多受到迫害的過來人，更多的官員、商人、知識分子，一定比我看到了紅衛兵更多的殘暴，以至一位尊敬的老作家在幹校勞動時，看到路邊凍得哆哆嗦嗦的幾個知青，會有"狼崽子"一語脫口而出的快意。（見楊絳《幹校六記》）——她肯定有足夠的見聞來支持自己的仇恨，雖然那幾個知青的手上可能並沒有鮮血，在她那裡未經審判就被定罪；雖然他們眼下身疲力乏，饑寒交迫，不像她和同行們那樣拿著國家高薪一分不少，理應得到更多的同情。說實話，我震驚于楊絳的簡單和輕率，但相信她自有仇恨的根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如此複雜的結構和如此複雜的過程，人們出於不同的生活經歷，言說時依據記憶中不同的生活實象，自然會有正常的看法各異。這並不奇怪。一個歷史事件到底是什麼，需要各種看法相互交流、相互補充以及相互砥礪，以便盡可能接近真理。問題在於，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從官方文件、主流報刊、流行小說直到小學課堂，眼下幾乎所有關於紅衛兵的文字，都在固化和強化楊絳們心中的生活實象，同時在剷除和收繳我親眼目睹的另一些生活實象。 　　在這一種文字的獨斷之下，誰要提到當時無謂折騰之外還有真實的社會矛盾，誰要提到當時不公和歧視所引起的造反是造反的一部分，誰要提到激進行為動機中還有合理與不合理的相對區別，就是為紅衛兵辯護，就是為罪惡的歷史辯護，就是可恥的"不懺悔"。公共輿論已經準備好了太多的理論、邏輯、修辭來伏擊這種異端，直到我們這一代的任何人都怯於開口，直到任何人都得用公共化文字來修剪記憶，讓不順嘴的某些個人故事徹底湮滅，以求得思想安全。這正像文化大革命的文字專制之下，任何人都怯於回憶和言說某個資本家或者地主的善良，或者某個"走資派"身上可敬可喜的品質。即便這些個人印象是真實的，即便這些個人印象並不要求取消他人的另一些個人印象，但仍是革命的大忌，不為公共輿論所容。當時文藝作品的公式化和千人一面，就是這樣鬧起來的。 　　這樣，記憶中的有些實象合法而有些實象不合法了，有些故事可說而有些故事不可說了。對於有些人來說，以文字清洗實象成了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責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標舉著，在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也在標舉著。一個歷史事件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包括一種激進甚至荒謬的思潮如何獲得社會基礎和大眾參與的深層原因，一種社會結構和文化譜系綜合性的隱疾所在，都在這種單向度的清洗中消失。文化大革命僅僅被理解成一段壞人鬥好人的歷史，一出偶然的道德悲劇。 　　文化大革命給現代中國帶來了災難，是當代人應該深入反思的歷史。有意思的是，這一事件眼下卻幾乎成了知識界的新式禁區——我們能做的事似乎只是繼續正確下去，跟著人們大聲呼籲"批判"或"懺悔"，藏著你應該懺悔或者不需要懺悔的往事，掏出你今後不需要自疑或者應該自疑的坦白。這正像納粹法西斯給現代歐洲帶來了巨大創傷，是當代歐洲人最應該深入反思的歷史，眼下卻也幾乎成了知識界的新式禁區——他們能做的事似乎也只是繼續正確下去，給奧斯維辛集中營獻花，對販賣納粹徽章的奸商起訴，向奧地利上臺的極右派進行激動的外交抗議和政治封殺。這樣做並沒有錯。但以沒有錯的行為壓制另一些沒有錯的行為，則不能不令人生疑。就像吃飯並沒有錯，以吃飯來壓制喝水卻一定別有用心。很多有待於探尋的歷史謎團，比如當年不但在德國而且也在英國、法國、俄國等地方同時出現的排猶浪潮，比如當時德國和西方各國共同出現的自由市場危機和對法西斯主義的幻想和縱容，都可能承擔"開脫納粹罪責"一類政治惡名而銷聲匿跡，以保住歐洲民主陣營的體面。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做這種傻事。 　　因此，當我看到中國知識界在呼籲"懺悔"的浪潮和歐洲知識界抗議極右派和法西斯的示威壯景，我看到了人們對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深仇大恨，看到了一種令人欣慰的拒絕和抵抗，但也看到一種新的思想專制和新的思想極權正在悄悄形成，並且在"政治正確"的名義下積重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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