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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墨子》是多人參與的著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個長期下放勞動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臉最能讓人記住，於是得了"墨子"這個古怪綽號。錢穆先生解釋這個姓名時，曾經猜想墨子受過墨刑，是一個刺面塗色的罪犯，當然不失為一種有啟發性的假定。但罪犯成為一個學派宗師，其過程缺乏實證根據。而且黑臉不獨墨刑犯人們專有，只要頂著烈日在地上幹幾天活，"墨"色之"子"的形象便一舉定位。錢穆若當上幾年知青，就還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歡用生產活動來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車、築牆等等，實幹家和工程師的模樣躍然紙上，與他的一張黑臉很般配，與孔子和孟子當時的"白領"中等階級生活背景則大有差別。他幹過的活其實幾千年以後還被我們幹著，比如窯棚裡的陶輪曾經在我的身上濺出泥點，至今還被鄉下農民叫作"運鈞"，就是墨子多次用過的詞，讓我在多年以後讀墨子"運鈞之下而立朝夕"時還能讀出泥漿氣味，讀出鄉下的方言腔調。 　　墨子及其追隨者們大概同我們知青一樣，也活得十分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繩索（"衣褐帶索"），肚皮上沒有肥肉（"腓無襯"），腿杆上沒有汗毛（"脛無毛"），而且從頭到腳都有傷痕累累（"摩頂放踵"）。他們不是經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裡打禾，如何會有這般尊容？ 　　墨子出入於這些充滿著汗臭的地方，居然寫出了很多兵書和工書，總結出力學、光學、幾何學的知識一套又一套，對名實、異同、堅白等問題的邏輯辨析也成了一時絕響，為後世名家之源頭，同時代的人無可企及，實是一大異數。而且他是一個典型的革命黨，不僅以"官無常貴民無終賤"一說反對等級制，還對表達這種等級制的周代禮樂給予激烈抨擊。"樂"是當時文明的主要載體之一，他主張"非樂"；"葬"是當時文明傳播的主要機會之一，他力倡"節葬"。他認為"樂"和"葬"都是一種令人心痛的浪費奢侈，多少有點鄉下農民能省則省的口吻，被反對者譏為"役夫之道"，在所難免。如果我們讀了一點外國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幾千年後法國大革命中冒出來的"短褲黨"，還有乘著帆船最先抵達北美洲的白人移民，也是一些下層貧民，同樣主張"勞動高於藝術"，並且對音樂、雕塑等奢侈物充滿仇恨，可算是外國的一群"墨"漢子。 　　役夫們明于天理良心，卻往往拙於治道與治術。墨子只算經濟賬，似乎不知道周代禮樂並非完全無謂的奢侈，多是凝結和輻射著文明的重要符號，是當時無言的政治、法律與倫理。比墨子稍後一點的荀子說過，節儉固然是重要的，但沒有禮樂就"尊卑無別"，沒有尊卑之別就沒有最基本的管理手段，天下豈不亂？天下何能治？在荀子看來，墨子的非樂將使"天下亂"，墨子的節用將使"天下貧"，完全是一種只知實用不懂文明教化（"蔽于用不知文"）的糊塗觀念。荀子希望人們明白，儀禮就是權威，有權威才可施賞罰，在儀禮上浪費一點錢固然可惜，取消儀禮而產生的混亂則更為可怕，也意味著更大的浪費。"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見《富國篇》）荀子為當時一切奢華鋪張的儀式提供了最為直截了當的政治解釋，揭示了"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等一切造象活動的教化功能。 　　拉開歷史的距離來看，荀子強調著平等誤國，強調苦行禍國，其精英現實主義和貴族現實主義，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下，不如墨子的役夫理想來得溫暖；但荀子比墨子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機，如實解析了儀禮——權威——賞罰——國家統治——這個由象到意的具體轉換過程，多了幾分政治家的智慧。 　　墨家與儒家的爭議很快結束。墨家從此不再進入中國知識的主流，一去就是沉寂數千年。墨子的人品和才華絕不在同時代人之下，其失敗也不在於他的平民立場。也許可以這樣說，墨子失敗於統治卻沒有失敗於反抗，因此數千年裡所有革命都一再不同程度上復活著墨子的幽靈，復活著他對禮樂的疑慮和憎惡，包括燒宮殿毀廟宇一類運動幾乎成了中國的定期震盪，"破舊立新"的造反總是指向上流社會的華美奢豪，一再成為社會大手術時的符號消毒。革命者們甚至一再復活著他兩腿無毛加上一根繩子束布衣的樸素形象，乃至"赤腳書記"、"赤腳醫生"、"赤腳教師"在現代中國也一度是革命道德的造型，既表現在焦裕祿一類紅色官員的身上，也表現在同時代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身上。毛澤東一條毛巾既洗臉又洗腳，一件睡袍補了百多個補丁，對不實用的所謂審美如果不是反感，至少也常有輕視，包括多次指示北京中南海裡不要栽花而要種菜。墨子遺風就這樣一次次重現于現代的理想主義追求之中。 　　但墨子失敗於他對聲象符號的遲鈍麻木，全然不知"影響"之道和"影響"之術，對等級制的文明既無批判的深度，又無可行的替代方案，只能流於一般的勇敢攻擊。他是一位傑出的工程師，能夠造陶、造車、造房等等，但他就是不擅製造文明之象，不能或者是不願製作出生活的形式美，"生不歌（非樂）而死不服（節葬）"，日子顯得過於清苦枯寂，很難讓多數民眾持久地追隨效仿。他是一個象符的弱視症者，代表著中國政治史上最早的感覺自絕。或者說，他的平均主義、苦行主義以及實用主義可能適用于夏代的共產部落，適用於清苦的半原始社會，卻不適用於生產力逐漸發展的周代封建國家，阻礙著財富資源的集中運用，阻礙著社會階層的分化和統治權威的確立，甚至違拗著大眾內心中不可實現但永難消失的貴族夢——這當然也是文明發育的另一個重要動力。 　　因此，他確如荀子所稱，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驟興驟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眾所歡呼也最容易被大眾所拋棄。 　　這也是後來很多革命家的悲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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