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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特文格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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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編輯《天涯》雜誌的時候發表過一篇文章。文章談到1948年芝加哥樂團邀請當代最偉大的指揮家之一富特文格勒擔任指揮,消息傳出,輿論大嘩,在抗議的傳單上,印著另一位意大利偉大指揮家托斯卡尼尼的話:"只要在納粹德國演奏過的人,就無權演奏貝多芬。"(見單世聯《演奏貝多芬的權利》) 富特文格勒因此而未成行,演奏貝多芬的權利也就成了一個長久的話題。 為納粹德國效力過的音樂家當然不止他一人。大師級的理查·斯特勞斯,還有後來名震全球的卡拉揚等等,也有類似的歷史污點。他們曾出任納粹的音樂總監或地區音樂總監,甚至用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為希特勒慶壽。凡是受到過納粹德國傷害的人,凡是珍惜人類生命的人,都有權譴責他們在政治上的這種怯懦。就像中國眾多感時憂國之士曾經有權痛惜"戲子無義"式的現象。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詩)演藝圈裡有人不憫國事,不守義節,其所占圈內人數的比例,可能既不會多於其它行業,也不會少於其它行業,只是他們社會知名度較高,更容易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系列歌碟《紅太陽》在九十年代的重新流行,其政治原義大失,更使我相信演藝作品以聲色內容為主,而以文字內容為次,與義節的關係,不似文字作品那麼直接和緊密。演藝是多種表達方式的合成,具有特別的多象性和多義性,既在國事之內,更在國事之外,一時的神思恍惚,更可能使演藝人員在聲色的夢幻中迷失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富特文格勒等誠然是可悲的失足者,但他們為納粹演奏時閃爍的淚花並不一定都是為希特勒而流,淚花中我們所不知道的一切,我們所難以洞察的心弦顫動和意緒暗湧,也許藏有諸多未解之義。 聲色之義難解,演藝人員大多又不擅文墨,很難用文字將其表達出來,從而進入報刊評論和我們的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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