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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

記不清是哪位文藝理論家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寫過一篇文章，質疑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美，認為美是客觀的，形式的，相對獨立的，不會因人的階級屬性而轉移變更。文章談到他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設計評審。當時決定國旗為紅色，只是因為紅色好看，不光為共產黨的代表支持，也為評審委員會中的資產階級代表所支持。還有五顆星是放在紅旗的中心還是放在紅旗的一角，並不牽涉到什麼政治含義，只是一種純粹形式的考慮，結果被各方代表不約而同地贊成放在一角，可見有超階級的美學規律在起作用。他後來把這一心得告訴了毛澤東，居然得到了贊同與應和。毛澤東還說出"口之於味有同嗜焉"的古訓，表示人類有共同的美感。 　　兩人的談話在很長的時間內秘而不宣，因為在當時一旦公開就將動搖"階級性"所奠基的意識形態，危及整個官方文化理論體系。直到毛澤東去世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位理論家才在一篇回憶文章裡透露這一史實。 　　與同時代大多正統或異端的思考者一樣，這兩位前人私下的交談，仍在尋找一種普遍而絕對的解釋：如果不是普遍"階級性"的解釋，那就是普遍"人性"的解釋。其實世界上的人不僅可以類分"階級"或"人"，依據其它觀察角度，還可以類分為男人和女人，老年和兒童，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山地居民和海岸居民，愛讀書者和不愛讀書者，患高血壓症的人和沒有患高血壓的人，如此等等，不可盡說。類與類之間有異，一類之內則有同。各類屬性交織于人，形成具體的歷史過程、社會結構以及生活情境，使其審美趣味變化萬端，在不同層面上出現無限組合，豈能是"階級性"和"人性"的兩把大尺子所能一勞永逸地劃定。因此，如果說國旗方案評審委員們一致同意了將五顆星放在紅旗一角，但這種方案未必能讓一個咬著指頭的孩子滿意；如果說評審委員們還一致同意將國旗選定為紅色，但這種選擇未必能讓一個猶太教或者一個伊斯蘭教的人覺得滿意。而這些不滿，既不是"人性"失效的結果，也不是"階級性"失效的結果。 　　美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是"有同嗜"的還是"無同嗜"的，完全取決於不同方法下的比照，更進一步說，取決於人是否願意或者是否能夠來進行比照。即便是看似最具普適品格的色彩，看似最為超然、抽象、純質、物質化的色彩，作為相對形式中最基本和最徹底的形式，一旦進入某種比照，也會有特殊的義涵和功能顯現出來。比如紅色既可以用來製作革命的紅旗，成為"無產階級的色彩"（紅色1）；也可以用來製作高官的紅頂、教長的赤袍、財閥的朱門以及美婦的絳唇，以熱烈和豔麗的義涵，被不同的社會群體所共同接受（紅色2）；但一旦出現在交通燈上，就暗示著緊張和危險（紅色3）；一旦進入醫院，它就成為一個禁用的意義符號，意味著激動和亢奮，將對病人形成情緒和心理侵害（紅色4）。 　　醫院裡的背景色調總是採用淺藍色或者淺綠色，就是這個道理。正是在醫院裡，深深隱藏在紅色中的另一種義涵內容浮現了。它可能是前人面對火焰和鮮血的經驗，沉積了以火烹食、以火驅獸以及戰場上血流成河等等原始記憶，不再是沒有內容或者沒有義涵的東西。它使病人們感到本能的不安，證明了它即便可以超階級、超民族、超宗教，但還無法"超生理"——如果我們約定病弱者／健康者這一個新的分類尺度。循著這一思路類推，綠色、藍色、黃色、白色、黑色等其它顏色也不是沒有內容和義涵的，它們可能來自前人面對森林和草原的經驗，或者面對大海和天空的經驗，或者面對五穀和土地的經驗，或者面對冰雪和流雲的經驗，或者面對暗夜和鋼鐵的經驗……它們無不藏蓄著生命過程中的福樂和災禍，無不悄悄演化成一種心理基因。只是在歷史和社會的其它經驗無限覆蓋之下，在文化建構和文化瓦解的複雜過程中，它們已經在色彩裡沉睡，如果不是處於特定情境——比如處於一所醫院，就不再蘇醒過來。 　　義涵就是沉睡的過去，總是在色彩（紅色N）裡多重性地隱匿，等待著具體情境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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