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何頓　>　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　上頁　下頁
八

　　「剛才你們在打牌！」劉總望著何強指出說，但臉上還是笑了下。

　　「江哥說他有個朋友拍了胸脯，」何強坐下時回答說，望著坐在一旁的江哥，「江哥你那個朋友說他可以搞定王饅頭罷？」

　　王饅頭就是十六戶裡那個姓王的拆遷戶，他是十六戶人的主心骨，說話海天海地。我們要拆斷這根骨頭。

　　「你那個朋友是這麼說的？」劉總盯了眼江哥，「他跟王饅頭是什麼關係？」

　　「認得的關係，」江哥說，輕輕一笑，望著劉總，「長沙市只有這麼大，在社會上飄的，又有點名氣的人一般都面熟，扯起來又是朋友關係。」

　　「你那個朋友叫什麼名字？」劉總問，盯著江哥。「姓宋，小名叫黑皮。」

　　江哥說，「就住在離他們那裡不遠的地方，長期牢房裡進牢房裡出，三十幾歲的人了，有一半時間在牢房裡，十六歲就開始吃牢飯了。」

　　他們談了很多，討論如何入手，我聽著就跟開黑會一樣。我在這樣的黑會上始終插不上嘴，一是不認識這方面的朋友，二是我不熟悉這些情況。這和我在單位上開會是兩回事，在單位上開會，一般都是政治學習，學與我們毫不沾邊的材料文件或省裡的有關文件，領導坐正姿勢大聲宣讀，而我們卻在下面講小話，根本就不用耳朵去聽。在這裡開會，味道就明顯不同，大家都可以插嘴說話，只要你有什麼歪主意，儘管這個歪主意不成熟也沒關係。我沒有講話出點子的餘地，我太陌生他們的這一套了。我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何強的三五煙，瞅著這個說兩句，那個說兩句，自己一副無語可說的懶樣子。

　　「你怎不講兩句？」當劉總牛麻花樣地鑽進公爵王走後，何強小聲責備我說。

　　我深深地歎口氣，「我怎麼講？」我說，「根本就沒有我插嘴的份，我沒說的。」

　　「劉總看了你好幾眼，」何強望著我說，「看見你仰著頭看著天花板抽煙。」

　　「我看你們一個個都講得很多的，所以我就不想說了。」我對他的責備不感冒道。他很想要我跟他爭面子，說上幾句精闢的話，表示他介紹我進來是多麼正確。

　　我對自己留職停薪出來，進入他們這個圈子有點後悔。我在何強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他過去的影子了。讀大學的時候，他是我們班上唯一一個拉小提琴的，每天清晨太陽還在天那邊，他就站在學校操坪上，歪著下巴夾著小提琴，一臉心事沉沉的模樣拉著充滿憂傷的《梁祝》，一副沉醉在旋律中的藝術家派頭。我是背著二胡考取大學的，我考進大學的時候拉的就是阿炳的《二泉映月》，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拉的畢業曲子還是《二泉映月》，所幸的是得了5分。我本來以為自己會被分到什麼音樂團體裡當一名演奏家，可是這個時代是不需要二胡伴奏的，人們都豎起兩隻耳朵聽香港或臺灣的依靠電子琴和電吉它伴奏的流行歌曲去了。二胡和小提琴在這個社會上，已被打入了冷宮，成了沒有人有興致尖著耳朵去聽的兩種樂器。

　　「這個世界不需要小提琴了。」六年前我們大學畢業後，有一天晚上何強走進我家裡，猴臉上——那時候他是張猴臉——佈滿了沮喪地說，「沒有一個單位肯接受我，他媽的。當一問起我所學的專業是小提琴時，他們臉上就體現出了冷淡。我們學錯了東西呢。」

　　我自然有同感。我大學一畢業就把二胡掛在牆上再也沒取下來過。這個世界被流行音樂和流行歌曲的泡沫澆灌著，商店的音響裡、街頭的廣播以及電視機裡，都充斥著港臺歌曲和大陸一些通俗歌手的歌聲。二胡和小提琴都成了文物了，確實沒有單位要我們這種專業人才。「學錯了專業又有什麼辦法？」我安慰一臉失意的何強說，「上帝要跟我們開這樣的玩笑，你有什麼辦法？只怪我們學的東西局限性太大了，他娘的。」

　　那時候何強臉上還有一種失意，覺得自己的小提琴拉得好卻英雄沒有用武之地。那時候他臉上還有失意的藝術家的氣質，頭髮長長地披在肩上，臉上一種高傲，衣服邋裡邋遢且不修邊幅的樣子。現在他的頭髮是那種標準的廣式上峰頭，一根金利來領帶每天把他那張非常光潔的臉鎖得一本正經，看上去完全是那種臉上飄揚著許多俗氣的生意人，而不是用《梁祝》感染人，用《小夜曲》打動人的小提琴手了。只不過是五六年時間，人就可以完全換一副容貌，而且因為有一千二百元一個月就那麼努力地幹著，且毫無自尊地把自己視為長沙市的白領階層，這讓我深感他的智力嚴重下降了。何強已經把自己丟了，他只是那個喜愛公爵王、喜愛釣魚、喜愛找姑娘、說話手舞足蹈且一臉的自命不凡，走路手腳亂劃因而體現出一副螃蟹相的矮子劉總的打工崽。我雖然好幾年沒拉過二胡了，與音樂已經脫離了干係，但還不至於這麼樂於做一個什麼蠢人的打工崽而賣命幹。

　　我心裡真正嚮往的是做一個流浪藝術家，就像我非常景仰的阿炳一樣，手上拎著一把二胡，漂泊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將自己的所學表演給願意坐下來傾聽的陌生人聽。但這個願望是沒法實現的，因為我的理智是個孔武有力的男人，而我內心的嚮往——那種情感只是個嬌小無能的女人，每當這個「女人」昂起她那張充滿嚮往的臉時，理智這個絕對權威的「男人」總是能很好地把她的臉按下去。所以我只能是在家裡或在街上空想，想像自己拎著二胡在中國這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雲遊。一天，我正睡在床上想像自己現在在西藏流浪，穿得破破爛爛，手裡拎著二胡，一臉饑餓地四處走著時，何強騎著摩托車飆來了。「你曉得過吧，」何強走進來說，見我一臉倦意且眼屎巴巴，衣著又十分地不整，「大白天躲在屋裡睡覺。」

　　我盯著牆上的二胡，那二胡上已經沾滿了厚厚的一層灰。

　　「在屋裡做什麼？」

　　「睡覺，人沒點勁。外面是不是好熱？我覺得外面有好大的太陽一樣。」

　　「你不能夠因為一個女人不愛你了，就沉淪下去。」他以為他很瞭解我說。我望著他，話說回來，他也確實瞭解我，他有時候還是相當聰明且善解人意的。

　　「你應該看透點，人首先應該是為自己活，這個世界是很殘忍的，常常好的東西都會從你身邊溜過去，變成了別人的東西。」他的眼睛瞪得大大地說，「但即使這樣，自己還是要活得貴氣點，要看得起自己。」他居然用「貴氣」兩個字來安慰我，他神經了。

　　我吸一口煙，不屑於他的話地一笑：「我真想做一個浪跡天涯的藝術家。」

　　「你睡著了還沒醒，大白天講寶話，這個時代還有誰談藝術？」

　　「怎麼就不能談藝術？那談什麼？」

　　「現在這個社會只談論兩件事情，談錢玩錢，人玩人。」

　　「你賺了幾個錢？」我心裡並不想挖苦他，但一開口就忘記了初衷說：「我看你不過是劉鱉的打工崽，在劉鱉的下巴下接飯吃，什麼錢玩錢？你莫說得那麼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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