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文集 附錄          「奇跡」浩然面面觀  

                          

                                 袁良駿

    自從去年浩然先生自稱「是一個奇跡,亙古未出現過的奇跡」之後,文學界頗
引起了一點反響。公開發表的爭議文章雖然不多,但背後的議論卻相當不少。浩然
算不算一個「奇跡」?如果算,「奇」在哪裡?浩然說:他「這個奇跡的創造者是
中國農民」,那末,如何看待他和中國農民的關係?浩然還說: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那末,他當時的「貢獻」何在?浩然又說:他
對自己在「文革」中寫的《金光大道》、《西沙兒女》等作品,不僅不「後悔」,
相反,還為它們「驕傲」,他「最喜歡」也最驕傲的是被人們批評為極左文藝路線
化身的《金光大道》。那末,又如何看待浩然的這些作品呢?凡此種種,都不是一
般意義上的一個小說家的自我評價,而牽涉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評價,牽涉到
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評價和今後發展的大問題。因此,我們不能不關注浩然這個自
封的「奇跡」。

    一、關於所謂「奇跡」

    姑且不談「奇跡」的內容,我們不能不首先「敬佩」浩然的勇氣。在上下五千
年悠久的中國文學史上,自封「奇跡」的作家從來沒有,浩然是開天闢地第一份。
從這個意義上說,浩然的確創造了一個「奇跡」,一個大言不慚、自我吹噓、自我
膨脹的奇跡。這種「勇氣」,從屈原到魯迅,沒人有過;而今而後,也未必再有。
浩然很可能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奇跡」。然而,小學生也知道,自我吹噓得再厲害,
也不能算是什麼奇跡。那麼,浩然的「勇氣」是否可嘉呢?也不然。古人雲:「知
恥近乎勇」。自我吹噓、自我膨脹一向被中國人視為恥辱。浩然先生的自封為「奇
跡」,按照中國的古訓,就得算「不知恥」,離真正的「勇」,就遠哉遙遙了。

    浩然年輕時,本來是一個相當謙虛謹慎的作家。他的《喜鵲登枝》、《杏花雨》
等小說,雖然手法比較稚嫩,內容上也不無「左」的痕跡,但總地說來,含香帶露,
充滿了樸素的農村生活氣息,深得廣大讀者喜愛並很快成為一名「專業作家」。浩
然是一名京東農村的窮孩子,他只讀過三年半小學。從這樣一名「准文盲」成長為
專業作家,確乎有一點舊俄作家高爾基的味道,有點「奇跡」的味道。但「奇跡」
不「奇跡」不能自封,而只能由社會、由讀者評說。即使你真是一個「奇跡」,讓
你自己一張揚,就變成了「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一點「奇跡」也沒有了。

    更何況,浩然自封「奇跡」,主要含義並不在此,而是炫耀他在「文革」中的
「成就」和「貢獻」呢?

    二、關於所謂「貢獻」

    「文革」中,由於「四人幫」的極左路線,造成了政治上階級鬥爭的擴大化,
打「派仗」、揪「黑幫」,人民群眾自相殘殺,也造成了無數冤、假、錯案;經濟
上則生產荒廢,市場蕭條,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而在
文化藝術上,則「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最應生機勃勃的
文化藝術事業也幾乎被扼殺、被窒息了。談論一個人在「文革」中的「貢獻」,離
不開這個大背景,對浩然自然也不例外。十年「文革」中的浩然,似乎經歷了這樣
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於對共產黨、毛主席樸素的
階級感情,擁護「文革」,並「出於自己創作的衝動和激情」(浩然語),寫出了
長篇小說《豔陽天》、《金光大道》和一些短篇小說。這一階段浩然的主要貢獻是
寫出了《豔陽天》和《金光大道》。第二階段為後四年(1973-1976),由於《豔
陽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青睞,浩然平步青雲,由一
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作家一躍而成為江青的大紅人,擬議中的文化部副部長(未及宣
布),江青座上常客和「欽差大臣」。1974年被江青「親自委派」到西沙群島前線
視察,一路風光,回京後寫出了《西沙兒女》(詩體長篇小說)。後又奉江青之命
視察大寨並寫成《大地的翅膀》(報告文學)。這一階段,浩然對「四人幫」貢獻
巨大,可以說是一位「得天獨厚」的「幫閒文人」。如果不是1976年10月「四人幫」
垮臺,浩然的前途不可限量,豈止區區文化部副部長而已。
    因為我們並不瞭解浩然追隨江青、「奉天承運」的內幕,我們根據的只能是見
諸文字記載的浩然的「外在表現」。這個「外在表現」能否代表浩然在「文革」中
的全部「貢獻」,實在把握不大,但僅據這個「外在表現」,我們即不難看出:浩
然所吹噓的他在「文革」中的「貢獻」,實際上是一種犯罪和出醜。「四人幫」禍
國殃民,罪惡滔天,江青尤飛揚跋扈,令人髮指。浩然成為他們的親信和「御用文
人」,為他們東奔西走,替他們搖旗呐喊,這是不是一種犯罪行為?對得起被他們
整得死去活來的廣大人民(主要是農民)嗎?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當然,浩然可
以為自己辯解,說當時他們代表自己熱愛的中國共產黨,自己「上賊船」是不自覺
的,情有可原的。然而,為什麼當時那樣炙手可熱、不可一世呢?廿年後的今天為
什麼還要把這段並不光彩的歷史吹噓成「貢獻」呢?莫非為江青賣命也算貢獻?為
「十年浩劫」搖旗呐喊也算貢獻?浩然小說家的良知到哪裡去了?所以,浩然吹噓
的「貢獻」只能被江青及其一夥認可,廣大人民群眾只能是嗤之以鼻的。

    三、關於《豔陽天》和《金光大道》

    在浩然自吹自擂的「貢獻」中,自然不能不包括這兩部他引為「驕傲」的長篇。
說實在話,浩然所以被江青一夥所賞識和利用,關鍵就是靠的這兩部長篇。江青一
夥欣賞這兩部長篇的什麼呢?簡言之,不外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兩部小說寫的都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即所謂農村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表現了所謂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第二,兩部小說都表現了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複雜性」:地主、富農等階級
敵人的破壞,黨內外保守勢力(或曰「資本主義勢力」)的阻撓,工作中的缺乏經
驗和失誤、挫折;

    第三,兩部小說都塑造了「高大完美」的新農民英雄形象,《豔陽天》的主人
公蕭長春、《金光大道》的主人公高大泉就是他們的傑出代表。

    如果五、六十年代中國農村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真是什麼「歷史的壯舉」,
浩然的這兩部小說自然會「垂芳千古」。遺憾的是,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是合作化
還是公社化,對五、六十年代生產力極其低下的中國農村來說,都是一種極其可笑
的「左傾幼稚病」。正因為它幼稚可笑而又強制執行,所以它才造成了整個農村、
整個農民乃至整個中國的巨大災難。1958、1959、1960三年人民公社化、「大躍進」
的高潮期,中國農村成了一種什麼景象?多少農民父老兄弟啼饑號寒乃至含恨死去?
作為農民的兒子,浩然對此究竟是一無所知還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呢?不客氣地
說,浩然的這兩部長篇,完全是「左傾幼稚病」的產物,書中描寫的所謂「農民的
社會主義積極性」,完全是虛假的、人為的、違反中國農民的心願和根本利益的。
對此,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了科學的歷史結論,改革開放二十年
來中國農村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充分證明了這個結論的正確性。

    我們並不否定浩然創作這兩部長篇小說時的激情和虔誠,顯然,他是全心全意
謳歌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他當時並非「奉命創作」。而且,他對農村也是
高度熟悉的,小說的某些細節、場景乃至人物形象(比如「滾刀肉」之類)也有其
真實可信的一面。然而,兩部小說的致命傷就在於歌頌了極左路線,歪曲了農村現
實,違背了廣大農民的利益和意願。說白了,浩然跟得太緊了。他把錯誤路線當成
了金科玉律,寫成了中國農民的命根子,大錯而特錯了。其次,從人物塑造上說,
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都太高大完美,特別是高大泉,更被寫成了靈光四射的「完人」。
而他的全部業績無非是帶領農民走合作化、公社化道路,實際上是讓廣大農民勒緊
褲腰帶向共產主義「窮過渡」。如此一來,高大泉再積極、再光輝、再高大,又有
何用?又有何益?這種極左路線哺育的極左英雄,怎能不隨著極左路線的垮臺而垮
台?高大泉「文革」中成為江青一夥文藝創作「三突出」原則(突出正面人物、英
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的樣板不正是順理成章嗎?

    究竟五、六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公社化是否錯了?是否極左路線?浩然顯然
是有保留的,不服氣的。這是他的權利。但是,有保留、不服氣是一回事,客觀現
實、客觀歷史又是一回事。不說別的,僅就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而言,究竟是改革
開放以來有所改善還是合作化、公社化時有所改善呢?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仍然是
公社化時的「一大二公」,農村將凋蔽破敗到什麼程度,難道可以想像嗎?時至今
日,浩然仍在為他的《金光大道》、高大全而「驕傲」,實在「驕傲」得莫名其妙。
如上所述,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藝術上,這兩部長篇都是不能成立的,它們已經被
釘到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它們不是毫無價值,但卻只具有「反面典型」的意義。從
五、六十年代過來的浩然的同齡人可以透過小說重溫那段荒謬可怕而又滑稽可笑的
歷史;年輕朋友也可以由之增廣一點歷史的知識。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四、關於「過而能改」

    古人雲:「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浩然儘管在「文革」中曾被江青一夥所利
用,儘管他歌頌過極左路線,但這些都有一定的歷史背景,不能也不應完全由他個
人負責,不能也不應抓住他的這些歷史小辮不放。歷史在發展,時代在前進,中國
共產黨已經糾正了自己歷史上的「左」的錯誤,作為不同程度上受過這種「左」的
影響的個人,更應該放下包袱,輕裝前進。遺憾的是,浩然的包袱太重了。他的
「奇跡」———「貢獻」———「驕傲」之類一系列看似荒唐可笑的自我評價,正
是這種歷史包袱的「外泄」。浩然的剛愎自用,並非他的本色,而是一種對歷史的
憤懣的抗爭。浩然的潛臺詞是:究竟誰對誰錯,我們走著瞧!

    是的,廿年太短,還要繼續走著瞧。但我們不能不誠懇相告浩然先生:老站在
極左路線的觀點、立場上,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是很難有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
的;對自己的歷史功過,也是無法有一個清醒認識的。

    毛澤東同志雖然犯了「文化大革命」這個危害巨大的錯誤,但他畢竟還是一代
偉人,他的很多話還是值得我們認真領會。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誡犯過錯誤的同志:
「放下包袱,輕裝前進。」不知自奉忠於毛主席的浩然先生,能否從毛主席這個曆
史的忠告中得到啟悟。

    只有告別過去,才能繼往開來。我們希望浩然先生不要再在「金光大道」上顧
影自憐、「笑傲江湖」,我們希望讀到浩然先生為改革開放、扭轉乾坤的中國農民
樹碑立傳的偉大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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