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和詩
作者：顧工
「爸爸，爸爸，我又想出來一首詩，一首詩。」六歲的兒子顧城，每天從西直門小學放學回家，就沿著曲曲折折的樓梯，長長的通道，狂喜地狂叫著狂奔著，他推開房門直撲到我的面前。小小的心和心靈在劇烈地跳動，他大喘著氣把他的詩念給我聽：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雲朵和土地的對話；是瓢蟲和螞蟻的私語……
我凝視著他那深藏夢幻的瞳仁，時驚時喜時憂患，六歲的瞳仁中也有憂患嗎？是小白兔似的憂患，還是小花貓似的憂患？他背誦完他的「詩」，也常常凝視，凝視在雨雲下忙於搬家的螞蟻；在護城河裡遊動的蝌蚪和魚苗；在屋簷下築窩的燕子和覓食的麻雀……他不太凝視人，人似乎是種最令人生畏的動物。不管從哪裡來了位遠方的來客，他都立即躲藏、回避。在「文革」初期，有人在我們樓窗下馬路對面的潮濕牆壁上，刷了兩條大標語，不知是貼反了，還是貼錯了，馬上被眾多的路人圍攏來，死死地纏住、揪住，按下頭，用腳踢……顧城起初是從窗戶的縫隙中久久凝視，後來他恐懼了，臉色慘白。他關緊窗戶，蜷縮在床頭，像蝸牛，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他越來越想躲開人，躲開眼睛，躲開喧囂、激越的聲音，只想去那沒有人只有天籟的世界。
有這樣的世界嗎？當一輛破舊的卡車把我們抄家後的殘破舊家具，連人一同載走的時候，在十二歲的顧城眼裡，流露著迷惘也流露著喜悅，我們全家是不是正在遷移，遷移到沒有人的世界？渤海荒灘上棲落著大群大群水鳥，翅膀時時拍打著那像是泥捏似的村落，連村落裡的人也像是泥捏出來的，說著我們聽不太懂的話，穿著比泥土顏色更深的衣服。很少人來接近我們；我們也不主動接近任何人。
我被分配去養豬。我每天和小小的兒子一起拌豬飼料，燒豬食。那土灶的柴火燒紅著不透明的早晨，和我們父子灰暗的臉。兒子借著灶口閃爍不定的火光，翻看著一本殘破的《洛爾加詩選》，不知為什麼這位西班牙意象派詩人的詩，竟會使這和我一起被放逐的孩子，產生這樣濃烈的興趣。兒子抬起有星雲流動的大眼睛說：「爸爸，我和你對詩好嗎？我讀過你的詩，你有首詩題目是《黃埔江畔》，我想對首《渤海灘頭》；你還有首叫《蘆葦中的雁》，我想對首《沼澤裡的魚》」我深深感動，暗暗驚喜：「世界上已經沒人再會想起我的詩；而兒子卻記得，記得。」於是，父子倆真的對起詩來，一首又一首，把每首即興詩，都用燒焦的枯枝寫在灰燼上。兒子低聲說：「火焰是我們唯一的讀者。」
喂豬是我們流放生涯中最大的樂趣。在沒有散盡的寒霧中，把一大桶一大桶熱氣騰騰的豬食，倒進豬圈，倒進豬槽，看著那些饑餓得要發瘋的豬來爭食，實在是太感人，太激奮了。兒子給每頭豬取了名字：「老病號」、「老祖宗」、「天吃星」、「餓死鬼」……真的，由於缺少飼料，每頭豬都餓得脊骨突露，嘴尖毛長。有時竟相互撕咬，你噬它的耳朵，它啃你的尾巴。
飼料危機是最大的經濟危機，我們父子只有打開豬圈去放牧。幾十頭毛色不同、性格各異的豬，在海灘邊，在淮河旁，咕咕噥噥、呼呼哧哧地咀嚼著野草和沒有挖盡的紅薯根、蘿蔔葉。中午，初夏的太陽已經有些溫暖，我和兒子就跳進這即將入海的激流裡，盡情浸沒和撲騰。沒有人，只有雲和鳥和太陽，還有遠遠的草地上正在覓食的豬。草有些綠了，更綠了。盛夏來到。赤裸裸、水淋淋的兒子伏在沙灘上曬暖。他的手指卻伸進砂礫中寫詩：「太陽烘烤著地球，像烘烤著一塊麵包。」
是的，我們是多麼需要一塊麵包！
兒子吃過麵包？似乎還沒有。
幾年後，我們被允許回城，回北京。由於林彪在溫都爾汗的荒野上爆炸，我們就能離別渤海邊的荒灘了，車輪又把我們全家帶回旋轉著許多車輪的社會。和豬和海洋、天空一起生活了幾年的兒子，已長成真正的英俊少年。他從寂寥而壯闊的生活中，帶回幾盒在草棵中採集的昆蟲標本和幾冊自編自寫的詩集。隨後，生活就給他上緊了發條。他比時鐘更緊張，更匆忙。他去街道服務所裡服務，什麼苦活、髒活、累得死去活來的活，他都爭著搶著一馬當先的去幹。掏陰溝，爬到樓頂去刮鐵銹，拉大鋸，刨樹根，油漆各種家具，去高溫的熔爐旁邊拌糖漿……他這時真成了枚萬能的螺絲釘，擰在什麼機件上都能發光發亮。他為自己能成為一枚螺絲釘而自豪、而得意。
一個生日又一個生日，都在惱人的轟響中過去。突然，在十九歲生日來臨的時候，他對「螺絲釘」產生了極大的問號：人是有大腦的，「螺絲釘」它有大腦嗎？正好，在困惑中他所在的服務所宣告解散；正好，我們當年抄家時抄走的書籍，零零散散發還一些，加上也能借到一些，這下，顧城覺得他的大腦應該變得更大些，要容納下所有的書籍、語言、思想，全世界和全宇宙所有的學問。於是，他又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沒日沒夜地沉浸在越堆越高的書堆之中。他把過去翻過的兩大厚本《辭海》重新掃描(他知道古今中外的學問全在這「海洋」中蘊藏)；他讀所有的詩歌、小說、哲學、科學、政治經濟學……他一目十行，過目不忘。他的大腦和眼睛是不是真有什麼特異功能？常常一個通宵就能翻完厚厚的一本。我不相信，我多次推醒在晨光中熟睡的兒子：「你真的在讀？」「嗯嗯」。兒子睡意惺忪，睡眼朦朧：「全讀完了。昨夜，這《悲慘世界》……」我更難相信，我隨便翻開雨果寫的一個章節：「你說說，『往往寄託就是斷送』這段寫的是什麼？」「哦，這是寫珂賽特在汲水的井邊，遇上了冉阿讓，他就幫她……」啊！一點不錯，果真一點不錯，不但人名，情節，甚至對話和原句。我服了，我不能不服。我又翻開另一本考問。
兒子白天都睡眼朦朧，夜晚卻精神特大。他室內的燈光幾乎都是徹夜不眠的。夢幻，卻分不清月光和陽光，時時伴隨著他，纏繞著他。白晝午睡和黎明欲來沒來時，是他寫詩最好的時刻。兒子寫詩似乎很少伏在桌案上，而是在枕邊放支原珠筆，迷迷濛濛中幻化出來飛舞起來的形影，景象，演繹，思緒……組合成一個個詞匯，一個個語句。他的手便摸著筆，摸著黑(寫時常常是不睜眼的)，塗記下來。有時，摸到筆摸不到紙(淘氣的小本子是不是鑽到床下去了？)他就把句子勾劃到枕邊的牆壁上。唉，他睡的牆頭總是塗滿了詩；還有許多用漫畫筆法畫的小人小狗和小豬……他那後來傳誦一時的名詩名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就是在這樣的迷蒙中、幻化中塗抹到牆上去的。
兒子的詩在七十年代的後期，八十年代的初期，在全國的大大小小刊物、大大小小報紙上發表(他從來不計較報刊的大小，排版位置的高低)，他竟招引來來自全國各地的「崇拜者」。有男有女，有大學生，有待業者，有工人、農民、教師、幹部……我們家不太結實的門扇時時被扣響、捶響，弄得全家都一驚一乍。一開門，常常是成群結隊的一大幫，忙著掏證件，掏名片，掏介紹信；當然，絕大多數什麼也不掏。他們進門就爭辯：「顧城，我們分好幾派，有派說你寫的《遠和近》是愛情詩，有派卻說是諷喻詩，還有派……」「顧城，你那首《弧線》可真夠繞的，在我們大學的畢業論文中有人論述……」行了，行了，天天這麼攪和，這麼紛爭，弄得顧城寫不成詩了，我也寫不成詩了。不過真奇怪，我的詩從來沒有引起這麼多年輕的挑戰者和好事者；我的詩總在全國各個報刊的舒適的位置上舒適地安憩。
引起舌戰、筆戰的不僅僅是中國的年輕人和中國的評論家；有些蓋著海外郵戳的信件，大都通過作家協會，竟也有時飄落到我家。看得我和顧城都瞠目結舌。我們父子倆都不懂外文，能看懂的只有海外的書刊偶爾刊出的我們父子的照片。真見鬼，我和兒子的照片從不輕易給人，人家是怎樣弄到的？又是八十年代初的一個早晨，中國作家協會來電話，說從瑞典來的一位漢學家想和顧城談談。這不能不談呀！怯于見人的兒子，這時卻早已不怯於見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輕人的雄辯中，他已練出一副舌戰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協會約定的地點。
這位從波羅的海西岸來的老人，確實氣宇軒昂、氣概非凡，頭上堆著基阿連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髮，藍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靈魂。顧城在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張嘴，一聊天，我們這位初出茅廬的詩人的局促不安，頓時冰消雪化。老人的漢話說得太溜了，簡直比老北京還老北京。老人說：「你要知道，我年輕時是以研究中國宋朝辛棄疾詩詞的多種版本，獲得碩士學位；以後我以研究中國四川方言的音律，獲得博士學位。」這下，顧城覺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識，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馬行空，任思想的雲朵、語言的江河隨意飄飛，恣意奔騰。他講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灣，淮河，荒村和荒野，當然還有小豬和豬圈……老人請他背一首他那時寫的詩；顧城用他剛剛從童年轉化成的男低音，背誦了那首在炙熱的河灘上，用手指在砂礫中寫下的詩：《生命幻想曲》……老人聽入了神，聽入了迷：「請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顧城又背了昨夜才寫的《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當他背到「……我想塗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這些句子時，老人早已老淚縱橫，他情不自禁地擁抱著小小的顧城說：「我一定要再見到你，在瑞典，在我海邊的家裡。」
這位瑞典老人，後來顧城才清悉的知道，他是「歐洲漢學會」主席，是「諾貝爾獎金委員會」的評委。他回國後，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顧城發來了邀請信，邀請他去北歐，去瑞典訪問。但顧城卻一次又一次婉言推託了。他倒不完全是由於捨不得離別哺育他養他的這方熱土，他的姐姐、爸爸、媽媽；或許更主要的是他這時已有了一位東方的維納斯。他覺得她太美了。這不是上帝的傑作，而是他自己的靈魂和生命凝成的天使。他不能離開她一天、一小時、一分鐘，不能，不能，決不能……
幾年後，他和這和詩一樣純情純美的女孩結了婚；婚後不久，他又接到從德國發來的邀請，邀請他去參加在明斯特市舉行的「國際詩歌節」。顧城這時沉浸在空前未有的幸福中、甜美中，他欣然接受了邀請。但提出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必須和他新婚的妻子謝燁同行。這次出席「國際詩歌節」的世界各地的詩人都沒有帶夫人的，可是顧城卻破例地被恩准了，他忙於辦手續，買機票，等到飛機穿越日落和日出到達法蘭克福時，「國際詩歌節」已快舉行閉幕式了。顧城和剛剛走進世界的謝燁在暈眩中，被引上主席臺。大會主席宣佈：閉幕式推遲舉行，現在請中國詩人顧城發表演說。顧城不知所措也不知所云，但仍面不改色地滔滔不絕地連說了兩個小時。謝燁被邀請朗誦，她也就面對著幾十個國家的詩人代表，大聲朗誦起她最喜愛的心愛的詩。「德國漢學會」主席、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庫彬為顧城的詩歌作了專題報告，明斯特大學鄧黑達博士稱他們倆是東方的明珠。
真沒想到，世界各國的代表竟紛紛上前邀請他們倆到自己的國家去，並相互協商為他倆排列好了時間表：先去奧地利的維也納，再去丹麥、芬蘭、瑞典、法國、英國……並給他倆購買了一張在西歐的通用年票。顧城很小很小的時候，在叫她姐姐給他念春秋戰國歷史的時候，便如癡如醉的說：「我長大以後，也要像孔子那樣周遊列國，到每個國家去講學。」現在，他真的如願以償了，聽他講學的不僅僅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而都是些西方的名牌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巴黎大學、牛津大學、波恩大學……顧城宣講的當然不只是孔子，更主要的是老子、莊子、韓非子、屈原、李白……他尊崇遠古，神往古老的文明。他特別鄙棄、特別憎惡的是西方最現代化的花花世界。那些紅燈區、夜總會、霓虹閃爍的地方，顧城都遠遠回避。他寄回家的一些照片，都是講學的課堂、森林公園、馬克思墓……還有在波恩的海的月光下，和那位瑞典老人的泛舟。他們在粼粼的波光中捕魚捉蝦。這鏡頭總使我想起我和顧城最迷戀的小說，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顧城和謝燁轉了半個歐洲，在回國的途中路過香港，又被香港挽留，參加了在當地舉行的「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與會的有世界各地的華人作家。代表們都是西裝革履，唯有顧城一人穿著淺灰色的「毛服」——他出國時買了四套同樣同色的「毛服」，海外仍稱中山裝。在世界各地轉來轉去，這衣服的樣式、顏色永遠不變。有位香港詩人竟專門為顧城題詩一首：「六十套西裝之中/唯一的中山裝/但你的詩/卻穿的是童裝。」
回國後，顧城又接到美國的邀請，去紐約的藝術博物館大廳參加詩歌朗誦會；朗誦會舉行了三天，盛況空前。駐美國的《文匯報》記者作了這樣的報道：「中美當代詩歌朗誦會別開生面，開創了中美詩壇交流的先河……尤其令美國聽眾顛倒的，是中國詩人顧城的朗誦表演及其詩作……」
飛離美國，顧城對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產生壘濃烈的興趣。他和謝燁乘著渡輪渡到那裡。他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像陶淵明發現了桃花源。他倆在荒涼的海灘上，找到了一所暫時可以隱居的小屋。他和這裡的土著毛利人結鄰。他想考察他們的飲食起居、生活習俗、歷史淵源……顧城崇尚遠古，崇尚夢幻。他來信說：我在這裡找到了我的夢——在渤海灣、在淮河畔、在泥巴捏的村落裡，做的許多許多夢，現在再次呈現；不過，要比當年的夢更美妙、更綺麗……
顧城從誕生到如今，一直在尋覓那遠古的夢境。他多次對我說：「爸爸，我最神往的地方，就是你年輕時去過的西藏。我認為沒有一個夢境，是睡在現代化的摩天樓裡，它總是隱藏在雲深霧濃處，冰山雪嶺中。越高的地方越接近天國。」是的，我想是的，總有一天我會和我兒子同去攀登那最瑰麗的世界屋脊的……這裡看出的是一個父親對兒子的充盈的愛和得意。有意思的是，明顯的痕跡——歲月和時代留下的，在一個老詩人的敘述中呈現得清晰，只要看那句「他特別鄙棄、特別憎惡的是西方最現代化的花.花.世.界。那些紅燈區、夜總會、霓虹閃爍的地方，顧城都遠遠回避。他寄回家的一些照片，都是講學的課堂、森林公園、馬.克.思.墓……」就知道了。
有時侯，愛也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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