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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血的句號

　　——插圖本《三寸金蓮》序言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提起筆來，為中國婦女的纏足史畫一個終結的句號。因為那蹣跚地行走在中國大地上的小腳即刻就要消失了。但是別以為這個句號會畫得輕鬆，一揮而就；就像看過一本大書那樣，隨手一合便是。這個句號劃起來分外的凝重沉緩，艱難吃力。低頭一看，原來它不是通常的墨色，而是黏稠而殷紅的血！

　　然而，天下人對一件事情的感受可謂千差萬別。前幾年我在科羅拉多見到一位讀過我那英譯本小說《三寸金蓮》的美國女子，她對我說這書寫得詭譎狡黠，荒唐有趣，還對我擠擠一隻眼睛，表示很欣賞這種奇趣。一個作家碰到了一位誤解了你、卻偏偏因此對你表示好感的讀者，只能笑笑而已。何況我無論如何也難以對一個美國人講清楚小腳裡邊深邃的文化內容。美國人的文化太明白、甚至太直白了，而中國人的文化有時像迷宮。我寫這本書純粹是給中國人看的。可是誰又能擔保將來的中國人不把三寸金蓮當做"天方夜譚"？現在的年輕一代不是已經認為"文革"都是不可思議的嗎？為此，我才說：不能叫有罪的歷史輕易地走掉！

　　於是，我利用知識出版社提供給我的圖文並茂的方式，放大我在小說《三寸金蓮》中的一種意圖，即用大量充分的歷史細節——實物照片，復原那曾經活著的奇異的歷史，再現三寸金蓮那一方匪夷所思的天地，給這中國文化中最隱秘、最閉鎖、最黑暗的死角以雪亮的曝光。歷史的幽靈總是躲在某種遮蔽之下不肯離去，暗暗作祟；所以，當歷史的一幕過去，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那沉重的大幕拉開。

　　這一次，我幸運地遇到兩位朋友，幫助我完成了這一想法。

　　一位是身居臺灣的柯基生先生。數年前他曾自臺北打電話到我家中，自報家門，聲稱在金蓮文物方面的收藏，天下雖大，無出其右。他的聲調朗朗，頗含自負，我卻半信半疑。這因為我識得幾位金蓮文物的藏家，他們個個跑遍大江南北，藏品卻很有限。金蓮曾是女人的一個私密，她們大多做得秘不示人。這對於身在臺灣的藏家就更加困難。轉年我赴臺灣做文化交流，柯基生先生聞訊與夫人一併到我下榻的來來大酒店看我。此時方知他是一位年輕幹練而成就卓著的外科醫師，掌管臺北縣的廣川醫院。他帶來一些收藏品的照片給我看，一看便被驚呆。且不說中國各地各式金蓮無所不包，還有大量相關的飾品、器物、用具、文獻等等，包括洗腳用的蓮花盆、纏足幼女的便器、纏足凳和熨鞋的熨斗……洋洋大觀地展開了金蓮文化的浩瀚與森嚴。而民國初年大興放足的時代，山西省介休縣"不娶纏足婦女會"的一枚徽章，則把他收藏中用心之良苦令人欽服地表現出來。尤使我驚呆的，是他居然珍藏著天津名士姚靈犀先生大量手稿。姚靈犀先生是第一位把纏足視為歷史文化的學者。民國初年由於編撰纏足史料《采菲錄》等書被視為大逆不道而鋃鐺下獄。但有關他的身世及學術，史書從無載入，以至資料空乏。可是在柯基生的藏品間，居然還有姚靈犀先生的自傳手稿，以及出獄後感想式的墨書真跡。然而，柯基生先生對於金蓮決不止於收藏興趣，他更重於研究。他從醫學包括解剖學與生理學的角度，研究纏足者特有的生理與心理，繼而進入人類學、性學、社會學範疇，這是旁人不曾涉入的。我在另一本文化批評類的書《血寫的句號》中，還要重點地對他這些可貴的研究進行介紹。

　　此次承蒙柯基生先生的友情與支持，將其所藏纏足文物三千餘件，選精擇要，攝得照片百餘幀，合併我個人的一些"金蓮文化"的藏品照片，一併放在書中，相信這些歷史的真實寫照會給讀者深刻印象，亦使本書內涵得以深度的開拓。

　　另一位朋友則是《大眾日報》的攝影記者李楠先生。他近十年的攝影生涯中，始終沒忘了把鏡頭對準"最後一代小腳女人"。特別是他對山東濱州纏足婦女李吉英一生最後八年的追蹤拍攝，則是把婦女纏足史淒涼的尾聲定格了。他給我們看到的不是歷史遺留的怪異的文化軀殼，而是一種延綿千年的可怕的生活真實。這位年輕而出色的攝影家不事聲張的按照自己的思考工作多年，我卻從中看到他的歷史洞察力、文化敏感與人道精神，並為此深深感動。他的作品正是我的小說一種歷史內涵的延伸。所以，我請他提供數幀珍貴照片，連同我為他寫的一篇文章《為大地上的一段歷史送終》，一併放在書尾，以使讀者的思維視野一直貫通到今日。

　　我這兩位朋友所作所為，其實都是在為金蓮畫一個句號。然而，往往一個事件能夠用句號來終結，一種文化卻很難用句號去中止。因而本書對圖片的選取都鮮明地來自一種歷史觀：歷史永遠參照現實。

　　在我發表的小說中，大概以《三寸金蓮》爭議最為激烈。記得小說在《收穫》問世後，即刻之間，或褒或貶，蜂擁而至。當時，上海一家刊物要我提供有關讀者反映的信件。我便摘選了十四封寄去，清一色全都是痛斥和責駡我的。可是不久這家刊物又把這些讀者的信件退還給我，沒有發表，說是為了保護我的形象。這番好意令我啼笑皆非。其實作家的形象無須保護。作家向來存在于褒貶之間。因為作家總是在新舊事物的交替中發現與選擇。姚靈犀先生不是為此還蒙受了牢獄之災嗎？存在于現實的是一種生活，消匿於歷史的便是一種文化。作為生活，可以贊成或拒絕；作為文化研究對象，則不能有任何禁區。姚靈犀先生正是在這兩者之間，在那新舊世界的生死搏鬥中，搶先地把金蓮視作文化，自然也就逃不出歷史的誤會和悲劇性的遭遇了。正是這樣，時過境遷，如今人們對我的《三寸金蓮》，比起十年前則寬容得多了，並漸漸亦能悟出我埋藏其中的某些深意。

　　三寸金蓮，是封建文化這棵千年大樹結下的一種光怪陸離的果實。儘管這果實已經枯萎和凋落，但大樹未絕，就一定會頑強地生出新的果實來。歷史的幽靈總在更換新裝，好重新露面。"文革"不是這棵大樹繼而生出的一個更猙獰的果實嗎？

　　自然，《三寸金蓮》所寫的絕不止于三寸金蓮了。可惜知我者寥寥，此書出版後，被評論家列為"歷史小說"，或列為"傳奇小說"，或列為"津味小說"，其實全是胡扯。由此可見評論界詮釋作品能力之有限。我的一位文友楚莊先生曾送我一首小詩，曰：

　　裨海鉤沉君亦難，

　　正經一本說金蓮，

　　百年史事驚回首，

　　纏放放纏纏放纏。

　　讀了這詩，我一時差點落下淚水。我曾謂：知我者楚莊也。然而我深信隨著社會進步，將來必定會有更多的知我者。寫到這裡，忽然不著邊際地想到那兩句無人不曉的古詩：

　　莫愁前路無知己，

　　天下誰人不識君。

　　在這裡，識者，非做認識解，此乃認知是也。

　　至此，我在小說方面關乎金蓮的事，就算全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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