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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老葛是1953年調到北京的。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個孩子了，大的叫葛八一，是個男孩，今年十歲，小的叫葛勝利，是個女孩，今年六歲，他們都很活潑，老葛是個好丈夫，他很疼我。他比我大九歲，他說他是我的八路哥哥。他總這麼開玩笑。只有一點兒不好，他抽煙抽得太厲害，連周總理都批評他，說他要再不戒煙，就罰他脫軍裝。老葛真的嚇得不輕。但這個人陽奉陰違，他當面不抽，躲到背後抽，而且變本加厲。現在他每天抽兩盒牡丹，我簡直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現在已經轉業了，分到外交部做幹部工作。老葛這次去剛果赴任，組織上要我照顧他，協助他的工作。我剛從內蒙探親回來。我對剛果的情況一點兒也不熟悉，聽老葛說那個國家曾是古代剛果王國的一部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法國殖民主義者把它劃為自己的殖民地，在剛果人民英勇鬥爭下，於1960年8月15日宣告獨立。剛果的人民對中國人民十分友好，他們非常理解和支持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一年之前我們剛剛和他們建了交。 　　但是老葛又嚇唬我說，剛果人很熱情，他們見了男人要擁抱，見了女人要親吻，不管誰的老婆，他們都親。開始我真的給嚇住了，我還從來沒有讓別的男人親過，我覺得這臊得慌，你想想，你的男人站在一邊，他過來摟著你親嘴，那讓人臉往哪裡放？老葛說那是人家的禮節，你得尊重人家。後來我才知道老葛那是開我的玩笑。他這個人，你真的拿他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烏雲，你和咱們班長在一個單位工作過，我真是羡慕你們，想當初我們三個人親如姊妹，那種日子我一輩子都忘不了。我不知道你現在的工作單位，所以托班長轉這封信。我很想念你們，真的很想念。你能給我寫信嗎？我的地址是：剛果共和國布拉柴維爾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使館。來信告訴我你的情況。 　　順致革命敬禮 　　德米 　　1965年2月15日 　　烏雲那天晚上在燈下讀著德米的信，她的嗓子一直哽噎著，許多往事都湧入了腦海。十八年了，她已經從一個單純的少女變成了一個歷盡滄桑的中年婦女，她差不多已經忘記了過去歲月的那一段生活，但是德米的一封信卻喚醒了她。想想在學校的那段時光，那時她是一名無憂無慮的女戰士，整天忙忙碌碌地學文化、學知識、盡情地唱歌。她有多久沒有唱歌了呢？現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曾經是一隻自由自在的百靈鳥呢？還有東北暖呼呼的土炕，白皚皚的大雪，她們一群女學生在屋簷下樂哈哈地搶冰掛吃。牡丹江在一整個冬天都像銀色的大路，她們在那上面追逐的時候不斷地滑倒。她怎麼就記不起來這些了？ 　　有一回白淑芬病了，來例假的時候小腹疼得如刀絞，抱著肚子在床上滾來滾去，把她和德米嚇壞了。她和德米眼淚巴巴地安慰白淑芬。白淑芬叫她們滾蛋，別來煩她。她和德米跑出去。聰明的德米想了一個辦法，她們到街上買來了糖葫蘆，她們人不敢露面，把糖葫蘆伸進門裡招搖，躺在床上喲唷喲唷呻喚的白淑芬一見顫悠悠的紅果，從床上一蹦而起，奔過來搶那酸果子，嚇得她們撒腿就跑。這些她真的就忘了嗎？ 　　烏雲那天晚上坐在燈下，德米的那封信使她不願離開燈光桔黃色的溫暖。她聽見隔壁兒童室裡朱媽起來給湘月把尿的聲音。朱媽的口哨吹得悠悠揚揚。窗外在下霧，從嘉陵江上湧來的霧使黑色的夜呈出一種綠幽幽的沉靜。烏雲就那麼捏著德米的信坐在那裡，腦子裡滿是她十八歲的往事。 　　幾天之後白淑芬再度找到了烏雲。因為有了德米的那封信，烏雲已經不再有那麼多的仇恨了，她把白淑芬領進自己的辦公室，給白淑芬倒水。白淑芬從她手中接過茶杯的時候誠惶誠恐。她們坐下來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烏雲突然說，你現在還那麼喜歡吃糖葫蘆嗎？一句話，說得白淑芬的眼淚奪眶而出。白淑芬嗚嗚地說烏雲我對不起你！那個時候我都做了些什麼事呀！白淑芬嗚嗚地說這麼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原諒自己，我多麼想有機會當面向你道歉呀！烏雲不想提到這件事，它讓她想起那只在乾冷的空氣中顫抖著的小手，那烏紫的顏色時時給她帶來噩夢，白淑芬要聰明一點兒的話就最好讓自己忘掉這一切，至少別由她來提起，難道她還覺得不夠嗎？還要在她舊日的永遠的傷口上灑鹽嗎？但是烏雲還是強迫自己原諒白淑芬，為了工作，她必須這麼做，這當然是最好的理由。她們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更多的話題，她們可以談東北，談1947年或者是1948年，談東北藥科專門學校或者是東北護士學校，談德米。 　　這才是她們最好的話題。在這些話題中她們可以找回很多她們失落了的東西，也許她們不能縫合什麼但卻能彼此寬宥。烏雲這個時候才想起幾天前她們沒有道別，但是她們還是再見了，難道這就是她們的緣份嗎？她認真地打量了一下白淑芬。她當她的班長的時候熱情待人，快人快語，但她現在明顯有了很多壓抑；她那個時候健壯、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現在她顯得那麼萎靡不振，情緒低落；她的白白的臉上長著一些多餘的肉，眼袋鬆弛，眉梢下塌，那是長期心緒不暢帶來的後果；她坐在那裡的樣子拘謹極了，仿佛就是一個不知所措的小學生。烏雲開始同情起她來了。她問起她的情況。她告訴她，他們調離空幹校不久後，他也調離了那裡，先在東北的一個軍事部門工作，又調到空九軍，她的丈夫在那裡被授予中校軍銜，負責軍事訓練工作，她自己仍被分配到衛生部門做黨務工作。 　　1958年北京軍委擴大會議之後，她的丈夫因犯有嚴重的教條主義治軍錯誤受到了嚴厲的批判，並受到降職降級的處分，此後他一直做一些無關緊要的工作。他本來就很內向，這件事使他的胃病越發嚴重了，他們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三分之一。1962年他試圖要求組織上為他的事平反。甄別工作進行了一年，本來已經得到了平反的承諾，但他這個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間的關係處理得不好，在徵求意見的時候他身邊的人都不表態，而他過去的上級幾乎沒有一個喜歡他的。他氣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著手槍跑到幹部部門威脅人說他要以自裁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他太愚蠢了，軍隊可不理睬他這一套，兩天后處理意見下來了，責令他轉業回原籍。他的原籍是重慶，他回重慶她當然也得跟著他一道走，他們畢竟是夫妻。這種情況下她不可能再留在部隊，只能脫去了軍裝。在重慶軍轉辦聯繫轉業單位的時候她偶然得知烏雲也在重慶，她手上有一封烏雲的信，這樣她就找來了。烏雲聽罷白淑芬的敘述後長久不做聲。 　　她沒有想到白淑芬的愛人會有這麼坎坷的經歷。他為什麼不耐心地向組織陳訴呢？他完全應該相信組織上的最後決斷而不必魯莽地使用那支手槍。她真為這位性格內向的軍人感到難過。當然，她也替白淑芬難過。烏雲問，你愛人在重慶還有家人嗎？白淑芬擦了一把方才淌出的眼淚，說，有，他的父母都健在，還有一個妹妹，在重慶大學當老師。烏雲問，你們住在哪兒？白淑芬說，目前我們倆都沒有找到轉業單位，沒有住房，暫時住在他家裡，他和他父親睡一間房，我和他母親、妹妹睡一間房。烏雲說，那你們的孩子呢？——我是說，你們難道還沒有生？白淑芬搶著說，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孩，叫余麗，已經三歲了，長得很可愛。過了一會兒，白淑芬又情緒低落地補充了一句，她不是我生的，是我們從孤兒院抱養的，我們做了檢查，是我沒有生育能力。烏雲受了感染，她為白淑芬難過極了，一個女人，她的丈夫犯了錯誤，失去了前程，她本人又沒有生育，還有什麼比這更淒涼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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