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潰(160)_都梁

一六〇

　　蔣介石一聽這些，火又撞上腦門，他掛上電話，命令給九戰區發電報：「第九戰區參謀長趙子立和第4軍軍長張德能立即回重慶，向軍委會彙報長沙作戰經過。」

　　委員長動了雷霆之怒，趙子立和張德能哪敢怠慢？兩人誠惶誠恐地趕到陪都重慶，剛下了飛機就被軍法執行總監部派來的憲兵逮捕。蔣介石的怒火仍沒有平息，長沙失守的責任是一定要有人承擔的，選擇誰當這個倒霉蛋呢？

　　沒過幾天，軍事法庭就開庭了，趙子立事先打出的電話終於收到效果。軍事法庭認為：在長沙作戰中，戰區參謀長趙子立被第4軍軍長張德能架空，未能行使指揮權，因此趙子立不負長沙失守之責任，予以無罪釋放。

　　既然趙子立被宣佈無罪，那麼有罪的就只有張德能了，於是長沙失守的責任便理所當然地落在倒霉的張德能頭上。軍事法庭的結論是：第4軍軍長張德能指揮失當，臨陣脫逃，對長沙失守負有不可推託的責任，罪不可恕，對第4軍軍長張德能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當張德能被判處死刑的消息傳到第九戰區各級指揮部時，軍官們都面面相覷，噤若寒蟬。在衡陽督戰的蔡繼剛也吃了一驚，他沒想到張德能會判死刑。平心而論，張德能不聽勸阻，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導致指揮上嚴重失誤，這是沒有異議的，但這只是犯了戰術上的嚴重錯誤，罪不該死。聽90師逃出來的官兵說，張德能在102師撤走後，仍然和90師殘餘的部隊堅守在嶽麓山陣地，直到大勢已去，嶽麓山主峰已被佔領的情況下才突圍撤離。

　　軍事法庭的結論實在不靠譜，如果他真的要臨陣脫逃，當初就隨著102師向南跑了，何必還進入炮火連天的嶽麓山陣地，堅守到最後一刻？

　　張德能的死，讓整個第九戰區，尤其是第4軍的官兵們備感心寒。如果張德能都被判了死刑，那麼在豫中會戰中損兵折將、臨陣脫逃的蔣鼎文又該當何罪？張德能的罪過難道比蔣鼎文還大？事實上，蔣鼎文只被撤職了事，沒有受到更嚴重的懲罰。

　　蔣委員長的脾氣誰也說不清，這位老爺子有時很情緒化，他心情的好壞經常影響決策，甚至影響歷史的走向，讓部下們毫無規律可循。比如同樣是守城失敗，指揮官帶殘兵突圍而出，守洛陽的第15軍軍長武庭麟和守常德的第74軍57師師長余程萬的結局卻截然相反：堅守洛陽14天的武庭麟在西安受到蔣介石的大加褒揚，而在常德血戰16天的余程萬卻被指責為沒盡到守土保民之責任，蔣委員長大筆一揮就判了死刑，雖然後來經軍委會數名高級將領力保，才將余程萬改為撤職查辦，但蔣委員長這種喜怒無常的做法，實在讓人膽戰心驚。不在於你犯了多大罪，關鍵在於此時蔣委員長的心情如何。

　　蔣介石雖貴為國民黨軍隊的最高統帥，但他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優秀軍事家，說他是個重量級的政治家倒是沒有異議。他軍事指揮上的不足與他所受到的軍事教育有關。蔣介石20歲才考上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炮兵，起步本來就晚了些，不到一年他又去了日本東京振武學校，這個振武學校是有些名堂的，它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專為中國陸軍留學生開辦的預科軍事學校，初期修業1年3個月，後來延長至3年，畢業後可先下部隊見習，再入正式陸軍士官學校。

　　這就有些問題了，學了三年才混個能入士官學校學習的資格，要是按部就班熬著，這得哪年才能出頭？當然，這所振武學校也出了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譬如第一期的蔡鍔、第三期的陳獨秀、第四期的吳玉章、第五期的孫傳芳、第六期的閻錫山等人，都是蔣介石的高年級校友。儘管這些校友在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但如果不繼續深造，只有三年的初級軍事教育是不足以造就一位名將的。

　　話說蔣介石從振武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日軍第13師團第19聯隊任士官候補生，眾所周知，士官的軍銜已經很低了，我們未來的中國軍隊統帥卻連士官都沒混上，只混了個士官候補生，這真是件令人懊喪的事。

　　1911年武昌起義後，當了一年士官候補生的蔣介石回國，在滬軍部當上團長。蔣介石運氣很好，當時的中國還找不出幾個受過外國軍事教育的人，儘管有些人的學歷令人生疑，但並不影響這些留洋回來的人成為香餑餑。蔣介石在振武學校學習了兩年，加上一年的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所受的軍事教育總共為三年，士官候補生的經歷不能算作學歷，那應該屬於成為士官前的實習。因此，未來的國民黨軍隊統帥蔣介石從一名士官候補生，一躍而起成了團長，這可是古今中外比較少見的事，這一年，蔣介石才24歲。

　　如此說來，這就是蔣介石受過的全部軍事教育，他以後再沒有受過任何軍事教育，但這並不妨礙他教別人軍事，甚至成了黃埔軍校的校長。

　　蔣介石的軍事資歷雖不深厚，但他對指揮作戰總是表現出異常濃厚的興趣。他經常事必躬親，越級指揮到師團一級，讓各級將領常常感到無所適從，敢怒不敢言。軍令部長徐永昌曾在日記中發牢騷說：「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官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因委員長之要求，即本部指導者，實亦有過於干涉之嫌。」

　　蔣介石對軍隊指揮集權于一身的做法，高級將領們都熟悉，所以每當收到蔣委員長電報，先要看看是哪個機關主辦的，如果是「中正手啟」，那是要特別注意的；如果是「中正侍參」（侍從室主辦），那也要重視；但如果是其他部門主辦的電報，就要看具體情景來決定執行的程度了。因此，軍令部、軍政部乃至後方勤務部門，有時為求命令有效，也都要用「中正手啟」名義發電報，弄得下級真假難辨。

　　蔣介石的這種指揮方式，在戰爭中弊端甚多，但無人敢諫，畢竟他是最高統帥，誰敢給最高統帥提意見？他對手下將領的作戰失誤，並不是經常給予死刑處理，他主要考慮的是樹立個人權威，對派系林立的各種勢力如何擺平與掌控，其政治考慮始終擺在首位。有一點是部下們都承認的，蔣介石對部下的處罰，要看當時的心情和平時對此人的印象，因此，蔣介石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

　　長沙失守，衡陽告急，此時的蔣介石心急如焚。衡陽的戰略地位非同小可，它既是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的交會點，又是西南公路網的中心，衡陽失守就意味著東南與西南被隔斷，西南大後方就會受到直接威脅。

　　還有個要命的問題，衡陽機場是中國東南空軍基地和西南空軍基地的中間聯絡點，衡陽機場一旦丟失，就會使辛苦經營幾年的東南空軍基地變成廢物。

　　衡陽在整個大後方的經濟地位也是舉足輕重的。這個城市位於湘江和耒水匯合處，依靠這兩條大河，可以集中輸出湖南省每年出產的3000萬石稻米，沒有這些糧食，重慶的日子就沒法過。

　　更何況衡陽還有從淪陷區遷來的大量工商企業及豐富的礦產資源，這對大後方的軍食民用和軍工生產是極為重要的。如果衡陽失守，會使西南大後方的政治經濟雪上加霜，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反過來說，如果日軍佔領了物產豐富的衡陽，就會給他們「以戰養戰」的策略注射一劑強心針，給日益衰竭的日本戰爭機器提供新的動力。

　　無論如何，衡陽是不能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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