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潰(127)_都梁

一二七

　　張寶旺說：「兄弟，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動起來就得認命，活著幹，死了算。路上只要有人擋道，咱遇佛殺佛，遇魔殺魔，要有股子拼命勁頭才行！」

　　「放心吧大哥，不就是賭命嗎？俺就把這條命押上了。」滿堂向張寶旺伸出了手。

　　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傍晚時，山田圭一找到高升，他敬了個禮，用日語說：「高先生，今天是我生日，如果不嫌棄的話，我想請高先生喝酒。」

　　高升有些驚喜：「山田曹長太客氣了，既然是您生日，應該是我請客呀，哪能讓您破費？」

　　山田圭一笑了笑：「不光是您，我還請了幾個軍官，平時軍務忙，大家難得湊在一起，所以，請高先生務必賞光！」

　　高升興奮地說：「既然是這樣，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山田圭一為滿堂等人逃跑的事考慮了好幾天，他明白，這絕非舉手之勞的小事，而是要承擔很大的風險，一旦事發，自己是要上軍事法庭的。山田圭一倒不是個怕事的人，但是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都需要給自己一個充足的理由。為什麼要幫這幾個戰俘逃跑？是否值得冒這個風險？他一時還沒有給自己找到理由。

　　山田圭一的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受此影響，他從16歲起就選擇了佛教作為自己的終生信仰，雖然沒有正式通過皈依儀式，但他一直在用佛教教義約束自己的言行。

　　佛說：「人無善惡，善惡存乎爾心。」人生來便沒有善惡之分，善與惡的區分只是在於自己內心是如何去定義。山田圭一認可這句話，同時也為自己的行動找到了理由。

　　他從小是個性情溫和、厭惡暴力的人，上小學和中學時，班上的大部分男同學都熱衷於柔道、空手道、劍道一類的技擊性運動，他對此卻毫無興趣。在他看來，學這些東西的唯一用處就是和別人打架。大和民族的男人們都是有些脾氣的，因此在生活中和別人發生衝突的概率就會高一些，學一些防身術是可以理解的。

　　可問題是，山田圭一不需要這些暴力手段，他從小就是個好脾氣的孩子，長這麼大還從來沒和別人吵過架，更別提動手打架了。他的理想是做個企業家，在山田圭一看來，世界上沒有比資本積累和資本運作更有趣的事了，資本的力量太神奇了。有人認為，國土狹窄、資源貧乏的日本只有靠戰爭，靠奪取海外殖民地才能強大起來。山田圭一則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都是瘋子，靠戰爭和暴力去掠奪財富是等而下之的手段，大和民族是優秀的、充滿智慧的民族，能夠使國家富裕強大的方法有很多，譬如靠跨國資本運作、金融市場、發展製造業、新技術的開發和輸出……為什麼一定要用戰爭和暴力去解決問題呢？

　　山田圭一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這輩子會當軍人，而且還會到中國來打仗。都怨那些該死的政客，這年月，當個小百姓真的很無奈，你想遠離政治，可政治偏偏找上你。你愛好和平、厭惡暴力，而你卻躲不開，政客們靠一部《兵役法》就把你發配到中國，以國家的名義逼迫你去殺戮，去行使暴力。

　　想起這些，山田圭一心中充滿著悲哀。

　　今天渡邊少佐策劃的決鬥活動使山田圭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憎恨渡邊和野藤這兩個嗜血者，他們有什麼權力這樣冷酷地踐踏人性、踐踏生命？本來他們虐待中國戰俘已經是一件不可饒恕的行為了，更令人憤怒的是他們對自己同胞的生命也如此輕視。從古羅馬時代到20世紀，人類已經走過兩千多年了，渡邊和野藤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居然還停留在古羅馬的鬥獸場上。

　　這種冷兵器決鬥實在太殘酷了，一兩分鐘之內，一條鮮活的生命就變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當士兵們把柳川信哲和薛占魁的屍體抬回來時，他看到兩具屍體都像是被泡在鮮血裡，胸腹部被利刃豁開，人的內臟掛在體外，十幾米外都能聞到濃烈的血腥氣。回到宿舍，山田圭一翻江倒海地嘔吐起來。戰場上的屍體他見過，但那是特定環境，在戰場上對喪失生命的恐懼遠遠超過看見屍體時的恐懼。而在今天的決鬥場上，兩個生龍活虎的青年在毫無意義地手持利刃面對面進行殊死搏鬥，陽光下噴濺的鮮血、刀槍的撞擊聲、瀕死者的慘叫聲實在是觸目驚心，令人慘不忍睹……山田圭一終於決定，他要幫助佟滿堂等人逃走，他不想看到這些熟悉的中國人再遭厄運，就算將來東窗事發，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也在所不惜，否則他會後悔，他的後半生將在黑暗中度過。

　　山田把請客的地點安排在後院的會計室裡，這裡緊挨著伙房，伙房的東側就是倉庫。山田對戰俘營的建築佈局很熟悉，如果從一個越獄者的角度看，這個倉庫是通向外邊世界最安全的通道，只要能進入倉庫，就可以從倉庫後牆的窗戶跳出去。那窗戶離地面的高度只有兩米，越獄者當然不會在乎這點高度。這裡是戰俘營警衛系統的死角，附近沒有設崗哨，唯一的危險是巡邏隊。山田圭一早已計算好，巡邏隊有五個士兵和一條狼犬，每隔15分鐘巡視一次。這15分鐘足夠跑掉100人，時間綽綽有餘，只要越獄者跑過大約100米的開闊地就可以進入青紗帳，到那時越獄就成功了一大半。

　　戰俘營的設計者當然不是傻子，他在設計營區時就考慮到，越獄者根本不可能進入日軍守備隊居住的院子，因為從戰俘居住區到這裡還有一處崗哨亭。

　　就這個戰俘營來講，應該說設計得非常嚴密，難怪從建營到現在的三年時間裡，還沒有越獄成功的先例。可如果守備隊的看守人員裡有人心存異志，主動配合越獄者逃走，那就另當別論了。

　　高升和五個日本軍官上了桌，眼睛頓時都亮了。山田圭一準備的酒菜非常豐富，有罐頭裝的紅燒鰻魚，有鹽燒秋刀魚，還有照燒雞肉卷和炸成金黃色的什錦天婦羅。酒是山西汾酒和從日本運來的「大關」清酒，還有五六種不同口味的壽司。高升有日本留學的經歷，很喜歡日本料理，他一看就知道，這頓飯是很講究的。

　　此時已是戰爭末期，日本的國力已衰弱不堪，日軍海外作戰部隊的供應更是捉襟見肘，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每餐分到的食物配給不過是400克米飯和兩塊鹹魚，在這窮鄉僻壤，能吃到一頓精緻的料理實在是件極為難得的事。

　　對山田圭一來說，拿出這些東西請客算不了什麼，他是司務長，經常經手這些食品。大阪人又有做生意的傳統，他還可以和別的部隊司務長進行易貨貿易，那些高級軍官們享用的供應他一樣可以搞到手。山田圭一打仗不怎麼樣，要論起做買賣來，絕對是把好手。

　　高升驚喜地搓著手說：「山田先生，您真太客氣了，真讓我不知說什麼好……」

　　山田圭一給所有人斟滿酒，然後舉起杯：「各位，不好意思，以我戰前在大阪的標準，今天這個生日晚宴是非常寒酸的，連一點起碼的生魚都找不到，真是很慚愧。各位，將來戰爭結束了，如果我還活著，我一定請大家好好享用一頓大餐。來，乾杯！」

　　軍官們嘴裡客氣著幹下一杯酒。

　　山田圭一給高升夾了條秋刀魚，笑著說：「高先生，你的日語說得非常好，剛認識你時，我還以為你就是在東京長大的，沒想到你居然是中國人。」

　　高升喝了口酒歎道：「我在日本留學四年，也仔細比較過中日兩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別……怎麼說呢，我還真是喜歡日本，遠的不說，走在日本的城市和鄉村，到處都是乾乾淨淨，不像中國，到處那麼肮髒破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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