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55)_柴靜_學達書庫

五五

　　他在臺上沖我笑，說：「柴靜那時候總看到我憂鬱的樣子，不開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興。」

　　二〇〇二年時，他不大上「實話實說」了，有一些傳聞，說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夥在食堂吃飯，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說「我的抑鬱症」，場面上靜得有點異樣。

　　有天我坐在電腦前，辦公室門一響，小崔進來了。我很意外：「你找誰？」

　　「找你。」他拉過一把藍布工作椅，坐我對面。

　　我們對坐著聊天，同事路過說：「呵，真像調查的採訪。」

　　這不像普通辦公室裡的閒談。他一句寒暄沒有，談的是都直見性命的事。這些話題我不陌生——讓人失望的現實，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堅守的人……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面前說，很多人在文章裡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他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面前談這些。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我隱隱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對他說我們需要他，不是因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著我心裡評論部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這是那塊牌子上「前衛」兩個字在我心裡的意義。姚大姐過來找我問個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臨走拉開門，又回身說了聲「謝謝」。

　　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有點心酸。

　　他說現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裡的這些抗戰老兵：「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裡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沒有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鄰居一輩子在盯著你。當我每天看他們經歷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年齡經歷的所有事都特別淡。」

　　看片會上，拍《我的團長我的團》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說拍該劇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戰時國民黨的將領杜聿明、孫立人，他們確實戰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記載。「可下面的士兵就沒有人知道了。我和蘭曉龍開車沿著昆明一路走，一個一個採訪，越瞭解渾身越顫慄，越顫慄就越想瞭解。」

　　他拍《激情燃燒的歲月》之前，聽父親說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說，採訪後，才發現這些國民黨老兵和他的父輩完全不一樣，「他們從來不說。越不說我越想知道，於是我們利用各種技巧，各種各樣的方式，一點點地知道。」

　　採訪完，他和蘭曉龍回到酒店，相對號啕。「之後我們在想，哭什麼呢？是哭這些老兵壯麗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還是哭什麼？後來發現，我們哭我們自己的無知，自己的可憐。我們快五十歲了，中國抗戰這麼大塊波瀾壯闊的史實，你居然絲毫不知，你不可悲嗎？所以，就有了《我的團長我的團》。觀眾可以說好，可以說不好，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快五十的時候，做了《我的團長我的團》，只是為了讓自己心安。」

　　會上有觀眾發言，很動感情。

　　小崔拿過話筒說了一句：「我想補充一點，我聽出一點危險。我不希望大家誤解這個片子，《我的抗戰》就是『我的抗戰』，是自己的敘述。你之前聽到的共產黨把日本打敗，還是國民黨把日本打敗，這個片子不負擔這個任務，不管這個事。如果你想聽我知道的宏觀敘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感到很詭異。」

　　他說不要以為《我的抗戰》是要翻案，沒有那個味道，他和他的團隊對結論沒有什麼興趣。「去採訪幾萬個人，多少多少個小時，去重新對歷史下一個結論，可能又會誤導一批人，我們不想幹這樣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後終於有一本被大家公認的書，不管它是宏觀敘述的還是細節敘述的，大家認為它是真實的。它在最後寫一句『本書部分資料取自崔永元《口述歷史》』，就行了，不要指望著我們這一代人因為這一點採訪能夠對歷史得出什麼結論，做不到。」

　　陳虻某天在樓下碰到我，說：「我今天琢磨出來一句特別重要的話：要服務，不要表達。」

　　這話沒頭沒腦，我也不知怎麼搭腔。

　　他說剛才在講課，有個人問他：「我們這工作，如果只是記錄一個人的生活，跟著他走，我們自己的人生會不會沒有意義啊？」

　　他生氣了：「他活著，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達思想的一個道具，他活著才沒有意義呢。別在生活裡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裡發生的東西。」

　　[文、]他說：「別瞧不上服務這兩個字，描述複雜比評論簡單難多了。」

　　[人、]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時，曾與《朝日新聞》的人討論如何寫評論，對方說：「現在早過了我提供觀點讓別人讀的年代，我們只提供資訊，讓人們自己作是非對錯的判斷。」

　　[書、]我找到一本書，是《朝日新聞》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徵集的讀者來信，記錄普通國民對於二戰的回憶。

　　[屋、]第一封信是六十六歲的熊田雅男寫的，「有人質問，當初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作出的決定』不抱懷疑。」當時還是少女的羽田廣子說：「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農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樣的少女賣身，讓我心痛不已。列強在離本國很遙遠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還有國際包圍圈的壓力，讓我這個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內如焚，不管是誰，都自然而然地認為只有戰爭才能解決問題。」

　　一九三八年，孩子們都要學習武士道，年滿七歲，就要穿著黑色制服，背誦當時的兒歌「和大哥哥並肩坐，我今天上學堂感謝士兵，感謝士兵，他們為國戰鬥，戰鬥為國」，向被放在大門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禮。歷史課和德育課根據天皇的《教育敕語》，「忠誠是最高的美德」。

　　當時小學三年級的古澤敦郎在信中回憶說：「市禮堂的柔道拳擊對抗賽，日本人與美國人對抗，從頭到尾，觀眾興奮不已，給柔道選手鼓勁，斥駡拳擊選手。最後，柔道選手取勝時，全場歡呼之聲鼎沸，接著放映電影，是『滿洲事變』的戰鬥場面，我軍佔領敵方的地盤，升起太陽旗，觀眾使勁鼓掌。」

　　他說：「從小，我們對於日本在戰爭中獲勝，以及我們長大了就要當兵，沒有任何懷疑，為戰爭而生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歲的岩浪安男仍然認為：「為了我國的安定，必須絕對保證我國在包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大陸的利益，如與英美妥協，等於將我國的未來聽任他們的安排。」

　　他說：「我是被這樣教導的，我也相信這一點。」

　　那麼，知識份子去了什麼地方？那些本來應該發出聲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軍人侵華北日漸深人時，東京大學的校長和理學院的教授曾反對日語對華教學計畫，「不要再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隨著『跟上形勢』『整肅學風』的聲音，自由派教授一個個被解職，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維持法》頒佈。員警面對「煽動」或是「不敬」，可以以極大的權力處置。一開始是不宣佈對軍隊與政府不利的消息，後來發展為對軍隊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傳。那些敢於堅持獨立性、發出不同聲音的報業成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襲擊《朝日新聞》，砸毀辦公室，記者因批評政府被騷擾和逮捕。

　　之後，大眾傳媒上盛行的，是有獎徵集軍歌，和「為飛機捐款」的新聞。

　　反對戰爭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國民」。

　　在七十四歲的稻永仁的信裡，他記錄一個當年的小學教師，因為這個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為現役兵扔進軍隊，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帶著對知識份子的反感，因為他是思想犯，非國民，軍隊會默許對這個人的半公開的暴力行為」。

　　「他們先喊一聲『摘下眼鏡』，接著鐵拳打得他鼻青臉腫，滿嘴的牙都東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醬湯也鑽心的疼。再來，釘著三十六顆大頭釘的軍鞋、棍棒、木槍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毆打臀部時，老兵讓新兵『間隔一字排開』，從頭打，打過一輪，解散，把他單獨留下，再打第二遍，連兩年兵齡的新兵也發瘋似的對他揮舞棍棒。

　　「那時部隊在靠近中蘇東部邊境的老黑山露營，是國境線，有的士兵自殺了，有些人逃跑了，衛兵實彈上崗，他抱著短槍上崗時，也曾經有好幾次把槍口塞進嘴裡——但是，戰爭終究會結束，無論如何，也要看著和平和民主降臨這個國家，這個頑強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說：「這個人就是我，時間是一九三八年，離戰爭結束還有很長時間。」

　　戰爭結束四十年後，《朝日新聞》徵集這些信件，很多人寫信給他們希望停止，「我們正在極力將過去忘掉」，「翻舊賬沒有一點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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