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45)_柴靜_學達書庫

四五

　　節目播出後，一家報紙的英文版要轉載此事，編輯給小項打電話問有關細節：「戒毒所從什麼時候開始販賣戒毒女的？前後有多少人被賣？這些人都來自何處？戒毒所販賣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這些錢都到哪裡去了？這個所的主管單位是誰？為什麼沒有採訪他們？……」

　　小項說：「哥們，你提的問題太重要了，我們也特別想知道啊，但有些問題我們確實沒有能力回答。」組織者、戒毒所裡的管教當時在警方控制下無法見到，戒毒所販賣戒毒女的帳冊、放人單等重要證據被焚燒拍不到，小項說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條萬條原因，但「從專業角度這個節目算是失敗的。只有一個圖像被處理的戒毒女的控訴，一個圖像和聲音均被處理的知情人的『洩密』，一個臥底記者，一場激烈的對質與抵賴。『新聞調查』一以貫之的準確、深刻、平衡原則在這個節目中並不能完全體現」。

　　雨過地皮濕，沒滲人土壤，也不觸及根須，龜裂土地上，再強烈的震顫稍後就不見蹤影，懲辦完個別人，戒毒所換個牌子，我已經轉頭做另一期節目了。

　　不過我覺得這沒辦法，處身的環境決定如此，就像小項說的：「一個饑餓的人，趕緊吃上一頓肉就能活命，這時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膾不厭細，只能端上一碗顫巍巍的紅燒肉。」

　　我認為只要掌握的事實並無錯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說過：「電視就是瞬間，要有戲劇性。」他出道就以挑戰尼克森總統著稱，對老布希總統的採訪幾乎演變為一場爭吵，從來不諱言自己的立場和情感，「九一一」之後他坐在地上含淚朗誦《美麗的美國》，這些都為他贏得「勇敢無懼」「富於感情」的聲名。但總編袁正明審片時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時忘了在採訪。」

　　我對袁總說，觀眾沒人批評啊，還挺喜歡，覺得「性情以對」。袁總黑著臉：「你別讓觀眾看出你的喜好來，生活裡你怎麼樣是你的事，上了節目你就不能有這個。」

　　還對症下藥，送我一本《金剛經》，我在心裡給他起了個外號，方丈。

　　小時候看《少林寺》，真討厭老方丈，他問李連傑：「戒淫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裡定情的信物，眉尖聳動，姑娘在門後看著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沒完沒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頭走了。

　　挺蕩漾的心，你讓人家持什麼持啊你說。

　　袁總升了袁台，不管調查了，還偶爾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爾特斯，老了，越來越穩定克制，你也得這樣。」

　　「成熟是麼？」我心想可我還沒老呢。

　　「不是成熟，」他說，「這是你的職業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這麼辦。」

　　二〇〇五年，我與老郝報導《中國改革》雜誌被訴案。

　　因為刊發廣東華僑房屋開發有限公司改制不規範、壓制員工表達意見、致使員工利益受損的報導，雜誌社被企業告上法庭，索賠五百九十萬。華僑公司強調報導有失實之處，沒有正式採訪公司，也未羅列對公司方有利的事實。

　　調查性報導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數字或者細節存在爭議，被起訴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訴，出於保護，證人多數不會出庭，媒體的一審敗訴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這次終於贏了。法官認為報導個別地方與現實有出人，但並非嚴重失實，他的判決是：「只要新聞報導的內容，有在採訪者當時以一般人的認識能力判斷，認為是可以合理相信為事實的消息來源支撐，不是道聼塗説或是捏造的，那麼，新聞機構就獲得了法律所賦予的關於事實方面的豁免權。」

　　我問他：「您希望觀眾怎麼來理解您這個判決？」

　　「這個社會對媒體的容忍有多大，這個社會進步就有多大，一個文明、民主、法治的社會是需要傳媒監督的。」

　　我心頭一熱。

　　採訪華僑公司老總時，他說服從法律判決，也可以接受媒體的「豁免權」，但他說有一個疑問：「你也是做記者的，你說說，只聽了一方的言論，沒有另外一方的言論，那怎麼可能是一個公正的新聞呢？」我問過當時雜誌社總編為什麼不採訪華僑公司。他說：「大多數批評報導，無論你怎麼徵求意見，結果都是一樣。材料比較可作為證據，那就不必再把各種不同的意見全部都反映出來。」

　　《中國改革》被起訴時，多家媒體對這件事的報導，也只有對雜誌社的採訪，沒有華僑公司的聲音。

　　大機構在當下往往能決定一篇報導的存廢，媒體當然有警惕，有同仇敵愾之心，我也是記者，聽到總編拒絕交出線人來換取調解，說：「我不能放棄我的職業道德，讓我下獄我就下獄。」會感到熱血激沸。

　　但還是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採訪中浮了出來，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來——「給每一方說話的機會」，這不是我們自己鼓呼的價值觀嗎？如果實在不能採訪，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於他們的證據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強力者剝奪別人的發言權，當他們的發言權也被剝奪的時候，就是對他們的懲罰，懲罰就是一種約束。

　　但我又想：「這樣一來，我們和當初壓制打擊舉報職工的華僑公司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呢？」

　　我勸說自己「我們是正義的」。

　　可是，正義好像沒什麼放諸四海而皆同的標準，不管我做什麼節目，我博客底下總有人留言自稱正義，說「凡CCTV贊成的，我必反對」。還有次與一位美國同行談到中國內地的一個問題，他下了一個絕對的判斷，我說我去過那個地方，瞭解到的情況有些不一樣。

　　他打斷我：「中國根本沒有真正的記者。」

　　「真正的記者首先要給對方說話的機會。」我說。

　　「你們是沒有信譽的一方。」

　　談不下去了。

　　二〇〇六年，四十八歲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婭被暗殺。四年之前，我在電視上看到這位元女記者進人七百多人質被綁架的莫斯科劇院，充滿敬佩。車臣綁匪要求她充當與政府之間的調停人，綁匪信任她，因為她在報導中一再公開批評普京的決策給車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爭議，普京和車臣武裝都被懷疑。去世前不久，車臣武裝的負責人巴薩耶夫曾約她採訪自己，她拒絕了，說在人質事件後，「我已經沒有任何可與他談的，這世上沒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難的人民」。

　　她是十五年來，這個國家第四十三個被暗殺的記者。當時我寫了一篇博客：「殺害記者的人是想讓人們恐懼——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懼。」有張照片是一位老婦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遺像面前。我寫道：「俄羅斯的人民用花朵紀念她，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力量，比什麼都柔弱，但比恐懼更強大。」

　　我被這支玫瑰深深打動。

　　後來遇到美國政治學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欽敬口吻談起安娜，Ann遲疑了一下，說：「我為安娜難過，但我並不讚賞她的報導。」

　　「為什麼？」我有點意外。

　　「因為她的報導中觀點太多，」她說，「她總是站在她認為的弱者一方簡單地批評。」

　　我說安娜說她的原則就是「批評是記者唯一的語言」。

　　她搖頭：「這樣的報導很難客觀。」

　　我認為她是美國人，不理解俄羅斯的記者要承受什麼，「她是在一個那樣的環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難避免……」

　　她說：「但這樣慢慢會變成你本來反對的人。」

　　她的話有道理，但我還是不忍心從這個角度去評價安娜，我做不到。朋友們討論此事，一位是同行，說「她是我們的光榮」。

　　另一位反對：「說『我』，不要說『我們』，你的情感不代表別人的判斷。」

　　這句話真是煞風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這位說：「我最反感拿悲壯的感情開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說：「是麼，什麼東西是神聖到不能開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賀衛方豆瓣小組關閉後，有位前輩寫過一篇長長的博客紀念它，讚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裡，有一個署名是這個小組組長的人，他說：「我們的小組裡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設性的，並不像您說的那樣篇篇都是。」這人最後寫道：「不要因為一樣東西死去就神話它。」

　　這話硬而清脆，像銀針落地。

　　也是在這一年，丹·拉瑟從CBS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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