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38)_柴靜_學達書庫

三八

　　他解釋：「你們說要爭自由，自由是針對外面朿縛而言的，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賴門戶，不依賴別人，這就是獨立的精神。」

　　北京郊區曾經發生過政府與居民的劇烈衝突，這裡要建亞洲最大的垃圾焚燒廠，居民認為一定會產生嚴重污染，雙方座談時，臉都扭到一邊，「劍拔弩張」。

　　「溝通不可能麼？」我問。

　　居民代表黃小山說：「政府就要建，我們就不讓建。不管是誰，總說這個『就』字，『就』要怎麼怎麼著，那就沒任何調和餘地了。」

　　他組織居民舉牌子在博覽會門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頭髮是朋克式的，兩邊禿著，頭上一叢染得像個雞冠花，很好認。他聽見員警悠悠地說「就是那個黃毛」，他在雨裡渾身都抖，「不知道激動還是害怕」。在裡面待了一夜，出來他換種方式，把「論垃圾為什麼不能焚燒」的材料不停向各級政府遞交，電視臺組織辯論場場到。

　　政府的專家在辯論賽上認識他之後，請他參加去日本的考察團，「這個人，路上見著姑娘漂亮就使勁看，目不轉睛。他很真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興的時候就罵。『真』的人好交往，沒有偏激和成見。」

　　日本國土面積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燒，東京的廠子就建在市中心，進去參觀要換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燒的技術百年來已經很穩定，「重要的不是燒不燒，而是燒什麼，怎麼燒。」但社區居民在鏡頭裡罵他『說他「叛變」了』向著政府說話。

　　他有點兒像小魚，熱鍋上兩邊煎，但他說對抗不代表獨立，「誰也不信誰，不買帳，這不行，不能光服從，也不能光對抗，那只是個姿態。得有理由，有科學依據。批評政府，這事咱理直氣壯，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們每一個公民都是垃圾的產生者，也該反思我們自己應當做點什麼。」他說現在的問題不是垃圾焚燒，而是中國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濕垃圾，焚燒時如果達不到足夠高溫，就會釋放二惡英。填埋也會嚴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錢開始研究「垃圾甩幹機」，想用這個技術來過濾垃圾的水分。「我是個混子德性，本來打算移民，現在我怎麼也不走了，這是我的地兒，我就留在這兒，死磕了。說句抒情的話吧，我在哪兒，哪兒就是中國。」

　　做這些節目時，常常會有人說：「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國亂不起啊。」我理解這樣的擔憂，老郝和我在北京美麗園社區，曾見到過激烈的衝突。進社區時我嚇了一跳，沒見過這樣的場面：整個社區掛滿了紅色標語和支持雙方的不同顏色的旗子。很晚了，馬路上都是人，揮著拳頭，打著標語，有人喊：「殺死雷霞。」

　　這些人都是住在這裡的業主，雷霞是業主委員會的主任。她剛打贏了官司，讓業主少掏物業費，但物業公司不執行法院判決，突然撤走，停電停水。有一部分業主說是業委會打官司才造成這個後果。他們圍在馬路上，向雷霞叫嚷。電視鏡頭一對著，幾十人就圍上來，把手裡拿的紙幾乎揮到雷霞的臉上，大聲喊：「剝下他們的畫皮。」

　　雷霞不說話，手沒有架在胸前，也沒有放在兜裡，站著聽。

　　面向她站在最前頭的中年男子說：「你們憑什麼打這個官司影響我們生活？我們願意交這個錢，交得起，這是民意。」

　　雷說：「這是一個集體，大多數人作出來的決定，少數人是要保留一點來服從的。這是一個公理。當時票箱表達的意見就是只有十票反對。九百多戶投票，八百多戶贊成，這不代表民意嗎？」

　　中年男子說他們當時沒有投票，因為想讓業主大會達不到半數而無效，人數最終過半後業委會官司打贏了，這些沒投過票的人在馬路上喊「打倒業委會」，業委會的杜平說：「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裡表達你的意見，而不是站在馬路上。」

　　但是，馬路上的聲音太大了。在我們的鏡頭裡，反對業委會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遊行，有人拉標語……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這樣的場面，說實話，我也不知道這事兒會怎麼收場，不知道理性會不會在拳頭面前落敗。

　　後來我發現，最終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社區裡，沒有投過票，也沒有反對過投票，原本與這兩方都毫無瓜葛的人。

　　他們被馬路上的聲音吵醒，漸漸加入議論，在家門口掛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幟，聚在一起開會，建立社區論壇，在公告欄裡，貼出自己的意見……而這些人，是以前並不關心公共事務，不想為兩塊錢的物業費花私人時間的人。

　　我們採訪了其中之一，他說：「以前不太感興趣，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但這次一方面是覺得這麼多人圍攻一個人，感受比較深，也比較慚愧。我覺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順風車，大家都站出來表示自己的意見，用選票來決定我們的未來。」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號，美麗園進行了第五次業主代表大會的選舉，一千三百七十八戶，一千零九十四戶投票，拄項決議的結果都是六百多對四百多票，最終決定業委會留任，用招投標程式選擇新的物業公司，不再續聘原物業。這樣的一個結果在很多人看來，徒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它喚醒的東西，帶來了馬路上最終的安寧。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國，正是他們總統大選前夜。華盛頓博物館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記者時，突然說：「等一下。」他飛跑著拿了張報紙給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員警槍殺，我們要去遊行。」

　　「你們要求什麼？」

　　「建立黑人自己的國家。」

　　我目瞪口呆：「不會吧？」他看我不信，說「你等等」，大街上隨手叫了三組人，一個年輕的家庭，兩個掛著耳機線的女孩，一對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們說，你們是不是想建立屬於黑人的國家？」

　　「當然。」六個人連遲疑都沒有，「你可以到我們的街區去看一看，美國仍然是白人的國家，不是我們的。」

　　「你們不是有奧巴馬嗎？」

　　「他的腦子是白的。」老黑人說。

　　那個帶著孩子的年輕男人說著說著居然哭了，他說他的街區員警的對講機裡，黑人的代碼，是「nonhumanbeing」。

　　在這之前，我以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和《民權法》已經順利地把種族問題基本解決了，奧巴馬一旦上臺更是黑人的狂歡……這都是我的想像和從書中看來的概念。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答案，也沒有完美的世界圖式。認為一個人、一個概念、一次訴訟就可以徹底解決現實問題，如果不是無知，就是智力上的懶惰。但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上，還是有一個共有的規則存在。

　　我問這個老黑人：「你們會選擇暴力嗎？」他說不會。「暴力解決不了問題，只有智慧能。」

　　「憤怒不也是一種力量嗎？」

　　「是，但是一種危險的力量。」

　　「那為什麼不選擇這種力量？」

　　「我們還有更好的方式。」他說，「我們有法律。」

　　我們也有。

　　採訪郝勁松時，我問過他：「你以誰的名義在訴訟？」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區別是什麼？」

　　「能獨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卻不傲慢，對政治表示服從，卻不卑躬屈膝。能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惡知道憤怒，我認為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公民。」

　　我問他最後一個問題：「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這個當時三十四歲的年輕人說：「我想要憲法賦予我的那個世界。」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