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33)_柴靜_學達書庫

三三

　　我們對著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賓館，正準備休息。

　　有人敲門，是廠子老總的大兒子。手裡拎一個布袋子，又沉又胖，帶子繞了兩圈纏在手上。看我一眼，說：「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說「你們談，你們談」，進了洗手間，把水龍頭打開，把門關上。等我洗完澡出來，這哥們走了。

　　老郝靠床上沖著我笑。

　　我只好說：「我們山西人太實在了，真不把主持人當回事兒啊，就奔著導演去。」

　　我倆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個布袋子裡到底能裝進去多少錢。

　　節目沒播成。

　　無以解憂，我們幾人約著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對老郝和老範說，我老有強烈的童年感覺。老郝指著那些亂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繽紛的荷塘，笑我：「你們山西能有這個麼？」我剛開口「我們在舊石器時代……」她們都笑得稀爛。唉，說不下去了。

　　汾河邊的丁村人文化遺址，從我家騎車十幾分鐘就到。館裡有文字標明：「十萬年前，古人類在這裡生存，汾河兩岸是連綿不斷的山岡、砂地和禾草草原。當時的河湖沼澤裡長滿了香蒲、黑三棱、澤瀉……水邊草甸上有蒿、藜、野菊，東山坡上是落葉闊葉樹木，櫟樹、樺木、椿樹、木樨、鵝耳櫪……」石炭紀時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萬年來的枝葉和根莖堆積成極厚的黑色腐殖質，地殼變動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時候，人家在汾河挖沙蓋房，一挖濕河沙就有人來我家送龍骨，是一味中藥，我爸說是沙裡挖出的恐龍化石，用來止血。拿小鐵錘在生鐵缽砸開，一小段一小段豎紋的細條骨頭，裡面全是蜂窩樣的小眼，吸濕力很強，幹完活我們姐倆常把一根雪白的骨頭粘在嘴唇上，晃蕩著跑來跑去。

　　後來我查過，龍骨不是恐龍骨頭，是象、犀牛、三趾馬的骨頭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灘上製作石器時，狩獵採集為生，獵的就是大象和犀牛。離我家十幾裡的陶寺遺址掘出的「鼉鼓」，腔內有數根汾河鱷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裡還有鱷魚。

　　這裡是人類先民最早的農業生產地之一，那時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脫殼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興起。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說過：「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進的歷史舞臺轉移到晉南。在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

　　旅行時高明度的陽光、綠蔭、濃重的色彩、動物的啼叫，給我的童年之感，也許是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躺在那裡感覺到的東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裡一代一代遺傳下來的遠古記憶。

　　幼年，我們無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歡下雨，溝渠漫潰，雨停後一片泥塗。這些泥塗被大太陽曬得結了幹板，變得極為平滑。我們拿著小刀就去撬起幾塊來，手感滑膩，拿在手裡削，沒人教，也沒圖樣可參考，我最擅長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槍，握在手裡比劃。我妹更小，連這個都不會，只能拿一個裝萬金油的圓盒子，找點稀泥巴，等幹了磕出來，晾在灘上，圓圓一小粒排起來，就算是藝術創造了。

　　我們不懂大人的煩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黃土是亞細亞內陸吹來的戈壁砂石細末，一逢大雨，雨夾泥沖溝而下，曾經把整個打麥場沖毀，十幾萬斤麥子全入汾河，連墳頭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麥子地或者桃樹壟上，大家跪一排燒紙。人越多越墾，越墾越窮，千百年來大概如此。周秦時還是清澈的「大河」，到東漢「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鬥泥」。從此大河被稱為「黃河」，是命脈，也是心病。唐宋以後泥沙有增無減，堆積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約束，形成懸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間，下游決口氾濫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當下，大汛甚至成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後山西成為全國的能源基地，支援東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國外調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裡，總採煤一百二十億噸。可以裝滿火車後一列接著一列在地球上繞三圈，老頭兒給我們的報告裡寫：「每開採一噸煤平均破壞的地下水量為二點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積地下水位下降，水井乾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顯減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斷流長度達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後再見，我做煤炭生意的那個朋友，把礦倒手賣給了別人，名片換成了北京一家手機動畫公司。我問為什麼，他說「錢也掙夠了」。

　　我再問，他說：「這行現在名聲不好。」

　　再問，他說：「那礦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問，他眯眼一笑，伸了兩根指頭，「其實是二十年。」

　　煤炭的開採不會超過千米，挖穿之後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層、水層都會自然陷落，老頭兒說過，「山西現在採空區的面積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二年，全省地方國有煤礦將有近三分之一的礦井資源枯竭閉坑，鄉鎮煤礦近一半礦井枯竭。」

　　站在我家門口往東看，遠遠能看到個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兒山。山頂寶塔一直還在，這裡是三縣交界的地方，北側的崖被鏟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紅色砂岩剝離得厲害，一棵樹都沒有。到處是採礦塌陷的大坑，深可數丈。

　　有一天幾個人來我家閒聊，說塔兒山那裡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個村子塌了。「那個誰，開著一個拖拉機，哢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們吸一口氣，歪個頭「邪門」，磕一下煙，再聊別的事。

　　做節目時我到了採空區。

　　黑灰滿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載的車軋爛，車陷在爛泥裡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貨車，無首無尾，大都是紅岩牌，裝滿能有七十噸重。

　　我去的叫老窯頭村。九十年代當地有句話，「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婦」。現在村裡煤礦由村主任承包，一個煤礦一年可以掙上千萬，每年上交村裡八萬。一千三百人的村莊，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們過得比十年前還窮。

　　村委會主任競選，兩個候選人一夜沒睡，雇人騎摩托車發單子。稀薄的粉紅色紙，格式都一樣，承諾當選的幾件實事，最後一行是承諾給多少現金，這格空著，臨時用圓珠筆往上寫，挨家挨戶送，剛出生的小孩兒也算人頭。

　　全村人一夜沒睡，門大開著，聽見摩托車響就高興，摩托車經過不帶減速的，紙向門環上一插——這人出一千，那個人出一千五、兩千……兩千五……兩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時候，反而兩千五的那個贏了。他把現金搬去了，兩百多萬，放在一個大箱子裡，擱在大戲檯子上。一打開，底下的人眼都亮了。頭上歪戴個軍綠雷鋒帽的大爺，眉開眼笑地指著戲臺對我說：「哎呀，那還說啥，那是錢麼，是錢麼。」

　　現場歡天喜地把錢都分了，鄉人大主席團的主席坐在臺上看著，對我說：「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開村民代表大會，煤礦的事只是村長一個人做主，也不給分錢。」老百姓說，他們的選擇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理解，「選誰都行，我們就把這選票當分紅。」

　　一戶能領兩千五百塊，連嬰兒也可以領，年輕的小夥子都很興奮，買了嶄新的摩托車在土路上呼喝追趕。

　　只有一個矮個子老人，幾乎快要跪下來讓我們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著我一路爬到山頂，看他家新蓋的房子。整面牆斜拉開大縫子，搖搖欲墜，用幾根木頭撐起來。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礦，水源已經基本沒水了，他在簷底下擱只紅色塑膠桶，接雨水。

　　村裡人看他跳著腳向我哭叫幾乎瘋癲的樣子，都笑了。他們的房子在半山腰，暫時還沒事。原村長和書記都在河津買了房子，不住在這兒。

　　我們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頂。一人抱的大樹都枯死了，烏黑地倒在大裂縫上，樹杈子像手一樣往外紮著，不知道死多長時間了。我的家鄉是黃土高原，但這山頂上已經沙化得很厲害，長滿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風一吹，我能聽見沙子打在我牙齒上的聲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媽和我妹都來了北京，山西我家不遠處是火車站，為了運煤加建的專門月臺就在十米開外，列車晝夜不停，轟隆一過，寫字臺、床都抖一陣子，時間長也習慣了。但蓋了沒幾年的樓，已經出現沉降，一角都斜了。為了讓這個小城市精神一點，有一年它和所有臨街的樓一起被刷了一層白漿，黑灰一撲，更顯殘破。我怕樓抖出問題，勸我爸：「來吧。」他不肯，家裡他還有病人、吃慣的羊湯和油粉飯，一路上打招呼用不著說普通話的熟人。他說：「你們走吧，我葉落歸根。」

　　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說老宅子打算全拆了賣了。院裡滿庭荒草長到齊腰高，小孩子們在廢墟上跳進跳出，我幼年用來認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風早被人變賣，插滿卷軸字畫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門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張著。拆不動的木頭椽子上的刻花被鑿走了。我小時候坐的青藍石鼓也不見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來後挖走的，用磚再填上，磚頭胡亂地齜在外頭。

　　房子屬於整個家族，家族也已經分崩，這是各家商議的決定，我也沒有那個錢去買下來修復。二五年我在雲岡石窟，離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晉煤外運幹線一九國道。每天一萬六千輛運煤車從這路過，大都是超載，蓬布也拉不上，隨風而下，幾個外國遊人頭頂著塑膠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臉上是烏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長此以往，砂岩所鑿的面目會被腐蝕剝落。

　　佛猶如此。

　　我把眼一閉，心一硬，如果現實是這樣，那就這樣，這些是沒辦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幾年後，石榴樹被砍了，我不知道怎麼了，電話裡沖我爸又哭又喊，長大成人後從沒那樣過。我爸後來找了一個新地方，又種了一棵石榴，過兩年來北京時提了一個布袋子給我，裡面裝了幾個石榴，小小的紅，裂著口。

　　我看著心裡難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著，在旅行的時候回憶童年。但我是從那兒長出來的，包括我爸在內，好多人還得在那裡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頭走過。人是動物，人有感覺，表姐在短信裡說：「再也沒有燕子在屋簷下搭窩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見彩虹了。」

　　「再也」，這兩個字刺目。

　　我和老郝動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個官員，他說：「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臨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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