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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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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訪前,Kim剛把三歲的小女兒哄睡著,這個孩子在父親毆打母親時,掙扎著往外拉父親的手,被甩開,之後一直做噩夢,哭著說:「媽媽對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攔住)呢。」Kim頭搖得說不下去,想把哭聲抿住,脖子上的筋脈全部凸起。她摟著女兒,對她說:「可以狠爸爸錯誤的行為,不要恨爸爸這個人。」 在女監的那期節目裡,零下二十度,坐在冰雪滿地的院子裡,父親死去,母親在獄中,安華的女兒小梅說:「一個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溫柔。」 「你覺得你爸爸有嗎?」 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頓地說:「有,只是還沒有被他自己發現而已。」 我看到院裡廚房的水泥牆上用紅色粉筆寫著幾個字,「讓愛天天住我家」。是她寫的,這是前一年春節聯歡晚會時一家人唱的歌。十四歲的小梅喜歡這歌,她輕唱:「讓愛天天住我家,讓愛天天住你家,擁有……擁有……擁……」她張著嘴,發不出聲音,眼淚一大顆一大顆砸在褲子上。 這些孩子會長大,他們會有自己的家庭——那會是什麼樣子? 小梅的姐姐十六歲,她說:「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們只有暴力。」 他的哥哥從探視室離開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後喊「哥,哥」。 他頭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麼人在一起,睡在哪裡,吃什麼。那晚,他和母親一起用繩子把父親捆起來的,刀砍下去的時候他在現場。 他將來會發生什麼?不知道。 我們緊接著去做下一期,流浪少年犯罪調查。 沒有完,完不了。 我和編導小仲去了登封。十幾個少年組成的盜竊團夥,領頭的十五歲,最小的十歲,都輟學,是王朔小說裡打起架來不要命的「青瓜蛋子」。 他們打架,有時是仇,有時是為了掙錢,有時只是娛樂。除了刀,他們還用鐵鍊,用自製的佈滿鋼針的狼牙棒——因為那樣傷人的時候血流出來的「效果」更好。 我問打架最恨的那個:「你不怕死?」 「不怕。」他頭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連生死的概念都沒有,所以也不會有悲憫之心。 我找到了他的父親。離異多年的他,早有了新家,從沒想過兒子在哪兒。他是個司機,開輛麵包車,車廂裡污穢不堪,擋風玻璃上濺滿了鳥屎,座位邊上滿是滾倒的翠綠啤酒瓶和空煙盒,收音機的地方是一個洞,底下是一個煙灰托,裡面的黑灰已經長時間沒倒了,載滿了不帶過濾嘴的皺巴巴的黃煙頭。 他一邊接受採訪一邊對著瓶口喝啤酒,笑起來一口黑黃的牙:「等他回來,我捆起來打一頓就好了。」 他們去找那個十歲的男孩。到了村裡,推開那扇門,我對帶路的村支書說:「走錯了吧?這地方荒了很久了。」寒冬臘月的,院子裡都是碎瓦和雜草,房子裡的梁塌了半邊,除了一個已經被劈開一般的衣櫃,一件傢俱都沒有。 「應該就是這兒啊。」他也疑惑不定。 我們轉身往出走的時候,從門扇背後坐起一個人:「誰呀?」 小男孩就睡在門背後,靠門板和牆夾出一個角來避寒,腳邊是一隻破鐵鍋,下麵墊著石頭,鍋底下是燒剩下的草,連木頭都沒有,他劈不動。 他父親已經去世兩年。 「怎麼不讀書呢?」 村長說:「學校怎麼管他呀?咱農村又沒有孤兒院。」 民政一個月給三十塊,他笑了一下,「買速食麵他也不夠吃。」 「村裡不管嗎?」 「怎麼管,誰還能天天管?」村長指著鍋,「這都是偷來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來,點著,滿屋子騰一下都是煙,他低著頭,一句話不說,把手伸在那口鍋上,靠那點火氣取暖。 村長歎口氣,說:「你們中央電視臺厲害,我看那上頭老有捐錢的,看能不能呼籲一下,給他捐點錢,啥問題都解決了。」 員警告訴我,他們想過送這些孩子回學校,但學校沒有能力管他們,更不願意他們「把別的孩子帶壞」。 他們流浪到城市,從撿垃圾的地方,從火車站……聚集起來,他們租了一間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滾雪球一樣多起來。乾脆不要床,偷了幾張席夢思墊子,橫七豎八在上面排著睡。生活的東西都是偷來的,那種偷簡直是狂歡式的,在那個城市裡,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製造了兩百多起盜竊案。十歲的那個,負責翻牆進去打開門,他們把床上的大被單扯下來,把家電裹起來,拿根棍子大搖大擺抬著出門,然後打車離開。 他們每個人有十幾個手機,大家最恨的那個男孩說:「用來砸核桃。」 「我們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們在家裡看武打和破案片,「學功夫」,說整個城市裡最安全的就是他們住的這個社區:「兔子不吃窩邊草嘛。」 他們把偷當娛樂,剛偷過的人家,一天后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個得不到愛、得不到教育的人,對這個社會不可能有責任感。 案子破了,他們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紀,全放了。 那個喝酒的父親答應我去見見孩子,見到後倒沒動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兒子——離他上次見,過了幾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兒子是半個成人了,上下打量一會兒,忽然把兒子攬到一邊,避開我,摟著兒子肩膀說了幾句,又打了一個電話,他們父子很滿意地對視笑一下,轉身對我說:「記者,走啦,去辦點事兒。」 那笑容讓我心裡一沉。 領頭的那個孩子,我們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撿來的,養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後,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兒了。 「能不能找點他小時候的東西我們看一下?」我問他的養母。 「都扔了。」她說得很輕鬆。 我聽著這句話,一下子理解了「拋棄」這個詞。 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我只是一個記者,採訪結束就要離開。 那個父親雙亡的十歲孩子,最後一次偷竊,他分了一千多塊,回來後都給了小時候養過他的老人。採訪完我們留了些錢給村裡人照顧他,走了幾步,我回身把這孩子叫到門後,給了他一百塊錢。 「你知道阿姨為什麼給你錢?」我輕聲問。 「知道。」他低著頭,「因為我可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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