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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那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點,我給製片人張潔打了一個電話:「我來報到。」

  張潔說:「我們正在開關於非典的會。」

  我說:「我想做。」

  我已經憋了很長時間。之前幾個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頻繁討論。最初,媒體都勸大家別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樓下賣煎餅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氣,車把上掛著一塑膠袋板藍根,見了我從自行車上一腳踩住,問:「你不是在電視臺工作嗎,這事到底怎麼著啊?」我啞口無言。乾著急參與不進去,悶悶地想,將來我要有個孩子,他問我:「媽,非典的時候你幹嘛呢?」我說:「你媽看電視呢。」這話實在說不出口。

  掛了張潔電話,手機扔在沙發上,我又拽過來給他發了條短信:「我現在就去好嗎?」沒等他回,我電話打過去:「十分鐘後到。」

  一推開門,一屋子人,熱氣騰騰,跟新同事也來不及寒暄,直接問:

  「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不知道。」

  「那怎麼做?」

  「去現場。」

  這個欄目的口號是「探尋事實真相」。

  當天晚上開會還在說要採訪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但誰也聯繫不上。大家說,那就去醫院吧。那時候都沒防護意識,也沒有防護服,辦公室姚大姐心疼我們,一人給買了一件夾克,滑溜溜的,大概覺得這樣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黃的。

  台裡的辦公區也發現了疑似病例,為防止蔓延,製作和播出區的人員已盡可能減少,寧可重播節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選題程式暫時中止,這時候進不進去現場,請示也只能讓上司為難,我們幾個自己商量著來。去跟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人纏:「讓我們進去吧。」

  負責人看看錄音杆:「這個毛茸茸的東西不能進。」

  「那好,錄音師不進。」

  他再看攝像機:「這個沒辦法消毒,也不行。」

  「那……攝像也不進。」

  所有機器都不能帶。

  「那讓我進去,我可以消毒。」我說,「給我別一個麥克,別在衣服裡面。」

  「有意義嗎?」

  我們跟著一位流行病學調查員到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胸科醫院,穿了他們的防護服。病區不在樓裡,是一排平房。玻璃門緊閉,沒人來開。調查員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門上,用了下勁,很慢地推開,留了一個側身進去的縫。後來主編草姐姐說,進門之前,我回頭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編輯臺上一遍遍放慢看過,但我自己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門推開的那一刻,我只記得眼前一黑。背陽的過道很長,像學校的教室長廊,那一涼,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裡。過道裡有很多扇窗子,全開著,沒有消毒燈,聞不到過氧乙酸的味道,甚至聞不到來蘇水的味兒——看上去開窗通風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門原是深綠色,褪色很厲害,推開時「吱呀」一聲響。一進門就是病床的床尾,一個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發著高燒,臉上燒得發亮,脖子腫得很粗,臉上的肉都堆了起來,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水聲。

  「哪兒人?」調查員問。

  「哈爾濱。」很重的東北口音。

  「家裡人?」

  「老伴。」

  「電話?」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說到這兒老人忽然劇烈地咳嗽起來,整個上半身聳動著,痰卡在喉嚨深處呼嚕作響。

  我離他一米多遠,想屏住,卻在面罩後面急促地呼吸起來。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貼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氣來。背後就是門,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身體不受控制,腳往後縮,想掉頭就走。

  那個三十多歲的調查員,站在床頭一動不動。他個子不高,離老人的臉只有幾十公分,為不妨礙在紙上記錄,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著眼鏡。等老人咳嗽完,他繼續詢問,聲音一點兒波動都沒有。

  整整十分鐘,我死死盯著他,才有勇氣在那兒站下去。

  離開的時候,我看到另一張病床上的小夥子,脖子上綁著一個痰巾,上面有一些穢跡,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張的靜脈。我們走過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來看他。他沒有昏迷,眼睛是睜著的,只是什麼表情也沒有。日後,我在很多絕望的人臉上看過同樣的空白。我想跟他說幾句話,調查員舉手制止了。

  這時,我才發現直覺裡的詭異之感來自何處——整個病區裡只有三個病人,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聲,沒有儀器轉動的聲音,沒有金屬託盤在什麼地方叮噹作響,這個病區沒有任何聲音。

  胸科醫院當時沒有清潔區和污染區。出來後,我們站在門外邊的空地上脫隔離服,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脫。我單腳跳著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褲子上差點摔倒。抬頭,才發現攝像陳威正拿機器對著我,紅燈亮著,我才想起來得說點兒什麼。邊想邊說我看到的情況,結結巴巴,沒人怪我,包括我臉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佈由五天一次改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長假;北京市確診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聞發佈會後,恐懼「嗡」一聲像馬蜂群一樣散開,叮住了人群。

  系統嘎嘎響了幾聲後迅疾啟動,開始對疑似病人大規模隔離。海澱衛生院的女醫生第一次穿隔離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隻桶,拎著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幹什麼,拿著空的小紅桶在原地轉來轉去。我問她怎麼了,她嘴裡念叨著:「我小孩才一歲,我小孩才一歲。」

  醫生都是跑上車的,我們也只好跟著跑,鏡頭抖得像災難片。「趁著天亮,快!快!」他們喊。

  上了車,他們都不說話,手腕一直彎著向後反扣,系口罩。系好了,過一會兒,鬆開,再系,系得更緊一點。

  車開到中國農業大學宿舍樓底下,之前有病人住過這裡,兩個穿墨藍西裝的物業在等著接應,看見一大車全副武裝的人下來都傻了。醫生給他們手裡塞了口罩:「戴上。」他們木然著,以絕對服從的姿態戴上,一人戴兩個藍口罩,壓在一起。其中那個胖子,不知道從哪找了一個白色護士帽戴著,有一種讓人恐懼的滑稽。

  病人的房間在二樓,防疫消毒人員上了樓,沒有敲門,先拿噴霧器往門上噴,聲音很大。房裡的人打開門,看見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聲尖叫,「咣」給關上了。門被叩了幾下,從裡頭瑟縮地打開,噴霧器比人先進去,印花格子被子上,牆上張曼玉的畫像上,粉紅色兔子上……過氧乙酸的霧體漫天飄落下來,掉進桌上熱氣騰騰的速食麵桶裡。

  後來我發現,人在那樣的狀況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個女生隔著桌子,茫然地把一張火車票遞給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給我退了麼?」我不知怎麼辦,把票接過來,又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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