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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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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陽光很強烈,站在門口的弟弟像是一幅帖在玻璃窗上的剪紙。我看不出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覺到他在笑,他笑得是那樣的純淨,仿佛一個嬰兒滿足于得到了一件開心的玩具。我坐著沒動,我在等他叫我,我在等待那一聲讓我可以飛起來的「哥哥」。我爹推了我一把:「大遠,你怎麼不說話?沒看見你弟弟來了嗎?」我弟弟笑了一陣,突然「哇」地一聲蹲在了地下,他哭得很傷心:「你不是我哥哥,你不是我哥哥……」我愣住了,怎麼回事兒?他傻得越發厲害了嗎?我撲過去一把抱住了他:「二子,你怎麼了?」「滾開,你這個騙子!」我弟弟很有力氣,猛地把我晃倒了。我弟弟哭得更厲害了,簡直是在唱歌:「你騙了我,你說你在北京出差,原來你是在蹲監獄……」 我躺在地下喃喃地說,「都是哥哥不好,難受的話你就打我吧。」我弟弟的臉上淌滿了眼淚和鼻涕,他瞪著我一聲不吭,外面的陽光把他的臉照得像一團火球。我坐起來,把腳上的皮鞋脫下來,拿到他的眼前晃著:「弟弟,你看,這是你給我買的皮鞋,我一直穿著呢……你看,一點兒沒破,像新的一樣。」 我爹過來接過皮鞋,用衣袖一下一下地擦著:「二子,你哥哥一直惦記著你……」 大約是在去年冬天,我爹去監獄看我,問起我弟弟,我爹說:「呵呵,那可是個過日子的好手,前一陣我怕他在家閑出毛病來,就去街道福利廠拿了一些做編織袋的材料來家,讓他沒事拶成編織袋,一來有點兒事情幹不煩躁,二來也好補貼家用。這小子很能幹,一學就會,一天能出二十多條成品編織袋呢。一條編織袋人家給五分錢,二十條就是一塊錢,一個月下來,掙得錢跟我都差不多了。 他的錢不讓別人動,一直都攢著,說是等攢夠了去北京的車票就去北京找你。前幾天他跟我說,錢攢得差不多了,要走,問我你在北京的什麼地方出差?我糊弄他說,你在天安門旁邊的一個煉鋼廠裡當司機,既然你想去見你哥哥,就幫我也攢個車票錢吧,咱們倆一起去。話說過了也就說過了,我也沒拿它當回事兒,誰知道第二天一早他就不見了,當時我就考慮到了,他是真的走了。我就跑去了車站,他手裡捏著一張去北京的車票正眼巴巴地看著進站口呢……」 我聽得頭髮全豎起來了,心像被一隻爪子捏著,雞皮疙瘩一層一層地起。我想埋怨我爹,可又不知道如何說出口,我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連忙說:「我把他拉回家,就沒再讓他幹活,那幾天一直在家陪他。打那以後,他經常不吃飯,老是拿著你的照片抹眼淚,我說,你哥哥快要回來了,你總是這樣,你哥哥知道了也不會樂意呀。他很聽話,不哭了,逼著我去跟火車站要他的車票錢,後來他拿著這些錢給你去買了一雙皮鞋,說要等你回來親手送給你。」 那天我爹走了以後我很難受,回監舍寫了很長的一封信,在信裡我囑咐我爹,以後不要再來看我了,攢點錢把我弟弟再送回培智小學,管怎麼說我弟弟在那裡也能安穩一些,等我出去以後,我想辦法照顧他,我會讓他跟正常孩子一樣生活的。我又請胡四幫我畫了一幅肖像畫,送給弟弟。畫兒裡,我還是我,只是穿戴上兩樣——我穿著煉鋼工人的衣服,迎著風站在天安門廣場上,挺直腰板,威風凜凜。畫兒的下麵我寫道:首都鋼鐵廠煉鋼車間生產標兵楊遠留念,1986年10月10日。 那幾天一直在下雪,因為天冷,我們車間的床子開動不起來了,大家就留在監舍裡學習,不用出工了。我經常趴在走廊頭上的鐵窗前看漫天飛舞的雪花,我幻想著自己是某一片雪花,突然一陣風吹過來,把我吹到大牆外面,我借著風力一刻不停地往家裡飄,在我飄的時候千萬不要出太陽,那樣我就融化掉了,我就變成一滴水了,我就回不了家了;最好我家裡也很冷,冷得讓我可以飄在弟弟的床頭跟他聊上一會兒,直到我弟弟把我認出來為止……這樣想著,我就笑,笑完了自己都感覺莫名其妙。 一天傍晚,那五來找我,神秘兮兮地問:「蝴蝶,你是不是有個弟弟?」 我很納悶,他是怎麼知道的?我說:「有啊。」 他瞪大了眼睛:「是不是十多歲,胖乎乎,嗓門挺大的?」 我說:「是啊,你見過他?」 他告訴我,因為他在車間幹開電瓶車的活兒,這幾天一直往車間裡送機油,送完了就爬到樹上看外面的光景。三天前,他發現一個小男孩每天中午都會站在外面的一個高坡上,扯著嗓子往裡面喊:哥哥——哥哥!因為他不敢跟外面搭腔,就沖小男孩招手,小男孩就興奮地跳高:哥哥——哥哥!今天中午他又看見小男孩了,小男孩喊完了哥哥,又舉著一個紙盒子揮舞,好像說要進來送給他哥哥…… 「我感動得受不了了,豁出去吆喝了一聲,你哥哥叫什麼名字?他說不叫什麼,就叫哥哥,我要見我的哥哥。我逗他,誰的哥哥也叫哥哥呀,你哥哥姓什麼?他說,姓大遠。我想了想,哪有姓大遠的?正想再問他,被張隊發現了,問我跟外面詐唬什麼?我就把我看到的情況告訴他了。張隊給內管的人打了一個電話,就急匆匆地走了,我估計是去找那個小孩兒去了。後來我仔細一想,大遠不會是楊遠吧?也許楊遠的小名叫大遠呢,就來找你。」 那五一口氣說完了,直擦汗。我聽得都麻木了,這個小孩絕對是我弟弟!當時我站不起來了,兩條腿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了。我摟著那五的脖子去了內管值班室,讓值班的老蘇給隊部打了一個電話。因為那時候我是中隊的大值星,接電話的隊長還以為出了什麼大事,不聽我叨叨別的,只是催促我,快說快說,出什麼事兒了?我索性不囉嗦了,我大聲說——我弟弟在哪裡?接電話的隊長笑了,你在監舍好好等著,張隊要帶他去看你,楊遠,你弟弟可真好啊。等了一個晚上,我也沒等到我弟弟,張隊給我打來電話說,我把你弟弟送回家了,他給你帶來一雙皮鞋,現在不讓穿,等你出獄的時候我會給你的,那一刻,我幾乎虛脫了,眼淚都沒有了。 「弟弟,哥哥不是勞改犯,」吃飯的時候我強顏歡笑,摸著他的臉說,「我是那裡的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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