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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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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西邊是廖家 大院的西邊有一個很大的院子,那是廖承志伯伯家。院子比籃球場還要大,北邊是別墅式的小洋樓。過春節的時候爸爸媽媽會帶我們去廖家拜年,有時候星期天也會帶我們去廖家做客。 廖家經常放電影。何香凝奶奶愛看香港電影,演的都是悲劇式的戀愛故事,說的是公司裡的白領麗人如何談戀愛,如何和家庭鬧矛盾、跟老闆有糾葛,到最後要跳懸崖。這樣的電影我看了心裡總是覺得不舒服,動不動就要死,很可怕,那電影音樂也很恐怖。當然也有快樂的,如小家碧玉騎父親的自行車,突然遭遇車禍了,把車摔壞了……最後弄一堆笑話的喜劇。看電影時何香凝奶奶坐在大大的沙發上,沙發上面披著一領老虎皮,我坐在後面,那老虎頭正好對著我。黑暗中,老虎的眼睛瞪著我,仿佛就要向我撲來,很可怕。我們家有一本何香凝奶奶的大畫冊,她畫了許多下山的猛虎,是用工筆劃的,那毛髮和鬍鬚都一根根地豎立著。她還喜歡畫水墨的梅花。那時,我們家牆上還掛著一幅她老人家送給我爸的水墨梅花圖。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讓我們小孩子回味無窮的是,廖伯伯家有從國外帶回來的各式巧克力糖和餅乾。 廖伯伯長得胖胖的,總是笑哈哈的,顯得五官小小的。在何奶奶面前,他就像個大娃娃。何奶奶叫他「肥仔」。 廖承志的夫人經普椿阿姨很和氣。廖家孩子比較多,廖暉最大,跟我們年紀相仿的都叫丁丁、豆豆之類的名字。 因為工作原因,我爸經常向廖伯伯彙報工作。我爸說,有時太忙了,他甚至把廖伯伯堵在馬桶邊談工作。 那時我爸34歲,我媽才29歲。我媽原在鐵道部工作,後來為了照顧家庭,我媽也調進我爸的單位。媽媽的字寫得好,她經常做會議記錄。 我「文革」以後才知道:那時,我爸曾當過辦公廳主任和一司司長,我媽當過人事科長和僑匯科長。「文革」以後,我爸重新在廖承志主任領導下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他經常出差到各僑鄉省份去撥亂反正落實各項僑務政策,這些政策正是50年代,他參與調研、起草的那些政策,比如僑房政策、僑匯政策等。 11歲的我成了一家之主 1957年的暑假,僑委大院到處貼滿了大字報。連花園、操場上也掛滿了大字報,就像迷宮一樣,我們小孩兒就在大字報之間玩捉迷藏。有一天,一群情緒激動的大人喊著口號,沖進我們海棠院,沖進我家隔壁的阿姨李凱惕家。他們連推帶搡地把李阿姨揪走了。我們小孩都很害怕,我躲進家裡,隔著窗簾的縫隙往外看。我看到李阿姨憤怒掙扎著的樣子。 李阿姨是個畫家,她曾送給我兩本她畫的小人書(即連環畫),在封面的作者欄上印著她的名字。我問媽媽:「李阿姨怎麼了?」媽媽告訴我:「她說了錯話,被人家當成了右派。」我問:「右派是什麼?是反動派嗎?」我媽說:「你們小孩子不懂。」 1958年,我四年級放暑假之前,媽媽告訴我下學期要給我轉學校。我一聽心裡特高興,因為自從育才小學轉來外校的學生,風氣好像突然變了。外校來的學生總是很強悍的樣子,打架特別厲害。這時我同桌也轉來一個女孩,她說的是天津話,碰到不懂的字她會操著天津腔問我:「這是嗎字?」他們都能講一些外界很好玩的見聞。所以,我也很想換個環境了。 小時候我總是受欺負的角色,在家裡,如果我媽對我好,安弟為了爭寵也會來打我。經過學校的薰陶,我漸漸也變得蠻橫起來。暑假裡的一天晚上,我跟安弟吵架,氣急時我一揮手就打了他。我媽見了很生氣,就重重地說我,好像還打了我,我一賭氣就跑了,也學人家離家出走了。 其實這時我也不敢走遠,也就在大院裡到處逛。我無所事事地亂逛到很晚,忽然院子裡傳來媽媽的聲音,她到處叫我「安哥——安哥」。任她怎麼叫,我就是不出聲。我媽找不到我,就走出了大院,大概是去我姥爺和舅舅家找我。天很晚的時候,我躺在一個石凳上看星星。我又聽到媽媽一路叫著我的名字走回來,這時,我故意坐在路邊,就讓我媽給帶回家去了。 兩個弟弟已經睡了,我正倔強地站在飯桌前準備挨打,沒想這時候我媽卻趴在飯桌上抱頭痛哭起來。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我爸也跟著抱著我媽的頭,發出淒厲的哭聲。他們哭得特厲害,簡直就是號啕大哭。 這下可把我嚇壞了,我忙哭著說「我錯了,我錯了」。哭了一會兒,後來是我爸先站起來,他擦乾眼淚,反而對我說:「這事和你沒關係,你先睡吧。」然後,他就去安慰我媽了。我也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躺在床上,腦海裡仍浮現著我爸因工作勞累,以致頭髮全脫落的光頭,顫抖著哭泣……我怎樣也想不通,平時不苟言笑的爸爸怎麼也會哭得這麼傷心。 可能是累了,我很快就睡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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