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

四

　　大連—平壤—哈爾濱—北平

　　我是1947年4月11日在大連出生的。據我爸的傳記裡講，從1947年到1949年初，我們一家從大連又到了朝鮮的平壤。我父母作華僑工作，組織群眾支援解放戰爭的前線。後來又到了哈爾濱。我爸任南崗區區長，維持治安，組織生產，支援前線，並且安置國民黨的起義將領和被俘將領。後來還負責接待從國統區來的、準備建國後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人士，比如沈鈞儒、章伯鈞、蔡廷鍇、李濟深、茅盾、章乃器、柳亞子、馬寅初、洪深、翦伯贊等。那些民主人士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國語講不好。而我爸是新加坡的歸僑，會講廣東、福建的各種方言，包括客家話、廣府話、海南話、臺山話和閩南話，所以和他們溝通起來比較方便。可以給他們答疑解惑，讓這些還很少與共產黨打過交道的人們感到很親切。

　　再後來，北平解放了，1949年4月，我兩歲的時候，我爸媽就帶著我一起南下進了北平。我們就住在中南海裡。

　　那時候，中南海到處是荒草叢生。亭臺樓閣裡到處是馬糞，一片狼藉。因為平津戰役期間，解放軍圍城的時候，「國軍」傅作義在北平的部隊就駐紮在這裡。於是，住在中南海待命的幹部就開始打掃衛生、清理垃圾。

　　有一次，幾個歸僑幹部議論，中南海裡水草太多，如果找來草魚養在裡邊一定可以改善水質情況。當時負責管理中南海的同志聽了他們的意見，立即給正在江南前線打仗的部隊發了電報，在戰爭之餘運來了一批草魚苗。養上草魚之後，中南海的水很快就清了。有一次，朱德總司令在瀛台附近釣魚，見到我爸，招手叫他過來。我爸走到他身邊低聲地問道：「朱老總，今天釣了幾條？」他攤開手說：「沒得，不知為什麼，明明見到水裡有好多魚，可它們就是不上鉤。」我爸沒有說什麼，卻蹲在一旁，靜靜地觀看，突然他想起了養草魚的事，就在原地拔了些草，編了一個小環，對朱老總說：「朱老總，換個誘餌試試。」老總奇怪地說：「用草做誘餌真新鮮，我試試看。」果然，一條魚上了鉤，老總開懷大笑。

　　六月盛夏，綠樹掩映的中南海顯得格外繁忙，裝著各種建築材料的車輛來來往往，一些維修殿堂的工程正在緊張地進行，其中懷仁堂工地特別熱鬧。我爸記得在入住中南海時，懷仁堂僅僅是一個四周圍著平房的大院，院中間有個簡陋的大頂棚，但過了個把月，頂棚換了個高大的屋頂架，四周立了新柱子。我爸聽人說，懷仁堂要蓋成一個大禮堂，是由中國鼎鼎大名的梁思成建築師設計的，將來新政協會議就在這裡召開。

　　開國大典台前幕後

　　最讓我爸一生自豪的就是他參加新政協的工作，任中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六小組的秘書。這第六小組的工作就是：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制定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等方案。現在中央檔案館的有關原始文件，大部分是我爸的手跡。他記錄了國旗、國歌誕生的全過程。有各界政治家和畫家、音樂家們討論時的發言，有全國各地應徵的來稿稿樣和說明，有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最後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面國旗，是我爸受周恩來總理的派遣，騎著自行車經長安街去前門大柵欄的一間旗幟社縫製的。向全世界發佈國旗圖案的電文，是我爸和梁思成等人一起草擬的……

　　近年，我爸幾乎年年的國慶日都被請到各地電視臺去講國旗和國歌誕生的故事。2003年，我女兒大學畢業後，在中學當音樂老師。教育系統發的統一教材的光碟裡，竟然就是我爸在講國旗和國歌是怎麼誕生的。2006年10月7日，我爸88歲生日的時候，國旗班的代表也來到了生日宴會。他身高近一米九，雄赳赳地給我爸敬軍禮，還把天安門國旗的紀念品送給我爸。那一天，鄭奕鈞先生著的《歸僑彭光涵的——往事·今事》由北京大學龔詩貯基金贊助，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該書被列為「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叢書之二十七」。該書是鄭奕鈞、劉玉仙夫婦在退休之年耗時四載根據我爸的口述和資料寫成的。現將該書有關國旗和國歌是怎樣誕生的部分摘錄如下——

　　1949年6月15日，中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九月十六日常委會第一次會議決定設立六個小組，分別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第六小組擬定國旗、國歌、國徽、紀年、國都等方案。

　　第六小組組長是著名教育家、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馬敘倫；副組長是當時北平軍管會主任、市長葉劍英，作家沈雁冰（茅盾）；組員有著名政治家、作家、戲劇家、歷史學家：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沫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陳嘉庚、歐陽予倩、廖承志等共十六人；秘書彭光涵。當時他們中最大年紀的是張瀾先生，77歲。最小的是廖承志，41歲。他們現都已故世了。彭光涵當時才31歲，現在也88歲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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