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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因為日本規定外籍律師要在海外執業滿兩年才能在日本長期做律師,否則到了一定的時候會失去執業資格。」

  「看來你想長期住在日本咯?」

  「是啊。」栗原滿臉嚮往的說。「我準備一呆滿兩年就立刻回去。」

  我注意到,她說的是「回去」,而不是「去」。

  「因為秀樹君想回國嗎?」

  「不是。」栗原笑了:「他倒是很喜歡美國的生活,是我愛日本,想儘早搬去東京。」

  我看著栗原,努力想像她在東京這個我從沒去過的城市裡的樣子。來美國以後,我遇到過各種各樣對日本文化著迷的白人。曾經有一個MIT的德國學生,因為熱愛日本文化而自學圍棋,結果找不到人對弈,病急亂投醫找到我這裡來。我對他說我不會下圍棋愛莫能助,他著急地一跺腳:「我聽說日本韓國和中國每個人都會下圍棋的,難道竟是騙人的嗎?」而我也只好啼笑皆非的回答:「你們不也從小聽說每個中國人都會武功嗎,你看我像嗎?」

  栗原看起來是不會對任何事情產生狂熱愛好的人。她做事很認真,但是又有種舉重若輕的態度,可算人淡如菊。從這個角度來說,她確是適合生活在亞洲,我甚至覺得,栗原有一種亞洲人常常已經丟失了的東方風範。然而想到栗原的夢想意味著我們未來共事的機會不過短短兩年而已,我覺得有點遺憾。

  一年級的人統共做的都是打雜的事。不過帶我們幹活的合夥人總是說,雖然我們做的這些活沒受過法律訓練的人也可以做,但她更願意交給一年級的律師而不是那些大學剛畢業的律師助理幹,因為雖然平均統計數據是每個法學院畢業生只會在律所工作兩年多一點,和律師助理平均工作時間差不多,但我們至少在剛開始工作的時候,總是認為我們會長久的在律所工作,升合夥人,直到光榮退休為止,因此,我們比較「愛惜羽毛」,會把哪怕是校對文件或修改格式這種秘書的工作都做得更好一些。

  在法學院的時候聽說Langdell校長堅信,一個學法律的學生讀多了案例,法律就會圖窮匕見,現在則是前輩律師說,做多了文件,哪怕是校對,也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律師。這一支一支的胡蘿蔔,誘使著我們這些小驢步履蹣跚的前進。

  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我喜歡晚上在辦公室工作。這一大半當然是形勢所致——一來即使在經濟低迷的時候,律師也絕不是朝九晚五的職業,二來作為初級律師,有時上面的活等到下午五六點才會派下來,於是你可能工作過了半夜,billable hours也不過六七個而已。然而晚上的辦公室,氣氛與白天有微妙的不同。合夥人們絕大多數都回家了,少數需要留下來幹活的,似乎也比白天更平易近人一點。十點到午夜的時候往往是交朋友最好的時候,誰在走廊上遇到了都忍不住停下來說兩句——就是那種「啊,原來你也在這裡」的意思。有的律師會喜歡在半夜前後四處逛逛,碰到還有人在就進到他/她的辦公室坐上一會兒,被訪問的人也很歡迎偶爾有個不速之客來打個茬,算是短暫的休息。反正已經到了這個點,早半小時回家晚半小時回家也都是差不多的事。於是在這些漫長的夜晚裡,我們在走廊上,茶水間或者別人的辦公室裡敞開心扉。

  高田的辦公室跟我和栗原不在一層樓,所以他來串門的機會並沒有那麼多。但很快我們發展出一套自己的遊戲來打發晚間等文件的無聊時光:栗原會教我一些日語的句子,由我打電話給高田並重複一遍,而號稱在學中文的高田則會盡其所能的用中文回答。

  於是終於有一天晚上,我打電話給高田,他接起來就說:「喂。」我用日語講:「我錢包丟了。」驚訝的高田君毫無防備的回答:「You did?」

  我和栗原笑得驚天動地,以至於三個辦公室外的同事都來查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做過同樣的事。那時還是大一,我大學宿舍的姑娘們還沒有一個個都談了男朋友,閑極無聊之下決定要去清華發展一個聯誼宿舍,她們把我們宿舍電話的開頭6276換成了清華的6277,按此打過去,成功的找到了一電機系男生宿舍,還正巧和我們是一屆的。兩個宿舍熱火朝天的聊了一陣,約定某週末一起泛舟圓明園。船倒是劃了,但是顯然我宿舍的姑娘們沒看上任何聯誼宿舍的男生,對方某位倒是看上了曉培,奈何佳人已有男友,只得悻悻的知難而退,從此聯誼宿舍空餘虛名耳。

  圓明園泛舟我沒去。那天我和華少約好了去美術館看展覽,不能重色輕友。但本著重在參與的精神,我在某天晚上熄燈後在本舍姑娘們的環繞下給聯誼宿舍打了一個電話。對方不知誰接起來說了一句喂,我便施施然的開啟北京人最字正腔圓的模式說:「同學,計劃生育好。」

  曉培在對方有任何反應之前按下了電話按鈕。我們哄堂大笑,直到外面傳來一聲「幾點了還讓不讓人睡覺了!」我們都還在捂著肚子不能自已。

  現在想起來,當時的快樂真容易。

  十二月初我上了一個給客戶公司更新到期夾層融資的項目,忽然就全天候忙了起來。融資項目初級律師其實能做的不多,無非是做做UCC檔案查詢和更新,給主合同做附錄,把公司所有的資產負債等等等等分門別類的詳細列出來,以保證銀行獲得正確的抵押物信息。但因為信息來自四面八方,我忽然就變成了個很重要的人似的——所有人都在找我核實資料,而我又得追著客戶公司的各個部門要材料。這天一整天,栗原都在任勞任怨的幫我泡茶,倒水,買午飯,因為我一整天都在打不同的電話,真正連離開辦公桌去上個廁所的機會都不太有。

  這樣一直到了晚上,終於客戶已經下班,再找人也是徒勞,我得到了喘口氣的機會。今天栗原不忙,7點多已經走了。我看看電腦屏幕下方的時間,晚上八點四十五分。我立刻條件反射地覺得餓。這個時候叫外賣已經有點太晚,我決定去樓下Pret買個三明治充饑。

  Pret裡面空空蕩蕩的,剩下的兩個營業員一邊打著哈欠一邊聊天,像是在等下班。架子上稀稀落落的放著幾個賣剩下的三明治,如果沒有像我這樣的人把它們買走,大約多數是要被人道毀滅的命運吧。但其實我覺得,如果我是那個被我選中的鮭魚三明治,一定不甚開心:與其被一個加班的人味如嚼蠟的吃掉,一個有尊嚴的三明治恐怕寧可選擇被人道毀滅。

  我一邊過度分析著三明治的心理活動,一邊付了錢。轉身離開的時候,我忽然發現,角落裡坐著法蘭克和Jane。顯然剛才他們一直處在我視線的盲點,所以沒被我發現。我剛想去打個招呼,隨即就改變了主意——很顯然,他們選擇這個角落是不想被人發現,因為我看見Jane的眼睛裡有星星點點的光,好像剛剛哭過。

  十二月初,這個時候的波士頓應該已經下過好幾場雪,紐約除了幾場冬雨,倒還全無動靜。從前還在念書的時候我每到冬天總是咬牙切齒的發誓一畢業就要逃離波士頓這個寒冷多雪的鬼地方,現在站在Pret的門口,吹著紐約乾冷的風,我忽然有點懷念踩著積雪從Yard走回法學院的感覺。

  晚上11點,發好最後一個給對方律師的郵件,我從系統裡叫了一輛回家的車。每到晚上,樓下大堂裡會坐上一個人,專門給晚歸的律師發回家用的乘車券,而大廈門外有一個兩三人的團隊,專門調度各種接我們回家的車,一年365天,從晚八點到清晨兩三點,從不止息。每天回家,我都要路過克萊斯勒大廈,Bloomingdale』s,三大道上的各類商店。Gap在重新粉刷店面和櫥窗,Blooingdale』s架起聖誕節的雪花燈。一切都在店鋪打烊之後才開始進行,明天早上,一切的工作又都不留痕跡。上班的人會看見的是嶄新的Gap和Bloomingdale』s,好像變了魔術一樣。曼哈頓永不落入黑暗,而在這裡所有想像之外的服務都有人提供,比如在淩晨三點攝氏零度以下的氣溫裡爬上腳手架給商店披上溫暖的聖誕裝飾。栗原說她做資本市場項目進印刷廠印發債書的時候,印刷廠會提供能容納30人的大會議室,24小時提供各種小食和甜點,如果有需要,他們可以派人從紐約任何餐廳取來外賣,還可以提供30年陳釀香檳——只要有人為這些買單。

  到家的時候我的黑莓又在閃紅燈。我抱著認命的心情打開,結果發現是對方律師的郵件。他說:Thank you, Wei. Have a good night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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