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紙裡的火(54)

五四

　　這樣的故事以前曾經發生過：有一次，有個攝影記者潛入一家豬肉屠宰廠裡，試圖拍攝那些工人給生豬注水的過程時，一個不小心就被對方發現了，他為此遭到一頓毒打。當那幾個工人打累了之後，其中一個人還把他死死攥著的相機搶了過去，用力地砸向了他的腦袋。等到在廠房外接應他的兩個報社同事發現情勢不對，沖進去亮明身份解救他的時候，他已經人事不省。那些工人後來對趕到的員警說，他們當時還以為自己抓到的是一個小偷。

　　在杜曉東對那家食品加工企業的暗訪過程中，他一直表現得小心翼翼。他把一台小型數碼相機藏在褲兜裡，一旦有機會就把它拿出來迅速按下快門，然後再放回褲兜裡。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那個企業裡的「內線」一直在努力掩護杜曉東。但是，無論怎樣小心，總是會有一些意外的情況出現。幸好杜曉東是個足夠機靈的傢伙，否則他可能早已經皮開肉綻。

　　在杜曉東講的故事中還包括這樣一段：在那次暗訪中，有一次，當他發現一個工人正在從廠房裡那條骯髒的排水溝裡舀水和麵的時候，他趁四下沒有別人，悄悄地從口袋裡掏出了相機。當他按下快門的時候，始料未及的事情發生了——由於廠房內光線太暗，閃光燈自動閃了一下。那個工人注意到了那道閃光，本能地向杜曉東看過來。

　　杜曉東說，他自己也被那道閃光嚇了一跳，幸虧他下意識地把那台相機藏到了身後，並且立即找了個話題把那個工人的注意力引開，才沒有被戳穿。但是，這樣的意外足夠讓他驚出了一身冷汗。

　　在高度緊張並且受到了驚嚇刺激的情況下，杜曉東當天晚上在工人宿舍裡睡覺時說了一段夢話，這又一次把他推入了幾乎被戳穿的險境。

　　第二天起床後，有個工人在跟杜曉東一起上廁所的時候，悄悄地問他：「你是記者嗎？」

　　杜曉東大驚之下，立即就尿不出來了：「不是。你看我像記者嗎？」

　　「不像。」工人一副神神秘秘的樣子，「但是你昨晚上說夢話了。」

　　「是嗎？我說什麼了？」杜曉東故做鎮定。

　　「你叫了好幾聲蕭什麼，還說你受不了了，想回報社。」

　　那一刻，杜曉東幾乎崩潰了，但他還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盡可能冷靜地對那個工人說：「你聽錯了吧？我從來不說夢話。」

　　從廁所出來之後，杜曉東便藉故離開廠房，回到了報社。他認為，到那個時候，他拍到的照片足夠證明那個企業對公眾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杜曉東回到報社之後，曾經炫耀性地向周圍的同事展示過他偷拍到的那些照片。看過那些照片的記者們都證實，如果把它們刊登在報紙上，足以使那個食品加工企業在未來的日子裡承受各種巨大的壓力，其中包括消費者的唾棄和政府有關部門對它的責難，它甚至可能被喝令關門停業。這原本是那個企業應該承受的，但是，結果它並沒有承受。

　　在杜曉東搞到了那些證據之後，並沒有保持足夠的小心。他炫耀過後，就把它們從小屋子搬到了一間有賊的大屋子裡。就在他準備把其中一些圖片整理出來等待發表時，突然發現它們「失蹤」了。這意味著他無法利用這些證據來揭露那個企業的黑幕。

　　如果杜曉東還想繼續報導此事，他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再次裝扮成工人混進那個企業的廠房裡。問題是，杜曉東不可能這樣幹了——當天下午，他接到了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對方在電話裡稱呼他為「臭記者」，並且威脅他：「以後出門的時候小心點！」

　　杜曉東懷疑電話是那個企業的老闆打來的。他說，他聽到電話裡那個男人的聲音時覺得很熟悉。另外，還有一件事可以佐證他的懷疑：那個「內線」當天下午也曾經打電話告訴杜曉東，他被幾個工人毆打了一頓之後，又被老闆開除了。

　　那個威脅電話還證明了一件事：那個「內奸」不僅從杜曉東的電腦裡刪除了圖片，還把這次「暗訪」行動告訴了那個企業的老闆，或許他在刪除那些圖片之前還把它們複製了一份並且交給了那個老闆，否則對方不可能如此囂張。

　　究竟誰是「內奸」？在杜曉東大聲抱怨的時候，辦公室裡的編輯記者們都用懷疑的目光審視了一圈周圍的同事。

　　蕭原曾經問我：「你懷疑誰？」

　　「你說呢？」我反問道。

　　蕭原看著我，我們心照不宣地笑了。

　　我想，我們應該花些時間來分析一下這件事。根據我的觀察，我認為，報社裡的人們大致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人非常喜歡這個行業，在他們眼裡，「新聞理想」是一種現實存在的事物。他們希望用努力工作來實現這種理想，同時獲得社會的認同和個人的成就感。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和他們的努力，才使新聞傳播成為一項公眾尊重的事業。但是，在一些報社裡，他們也可能是最孤獨的那種人。

　　第二種人無所謂喜不喜歡這個行業，也無所謂「新聞理想」在現實中是否存在。他們來到報社工作，是因為這是一份可以用勞動來換成工資的工作。他們的目標是通過工作來養家糊口。他們的工作動機談不上崇高但也談不上不崇高。這樣的人在報社裡人數眾多，但他們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最習慣做的事情就是用沉默來保護自己。

　　第三種人也很喜歡這個行業，但他們並不相信「新聞理想」的現實存在。他們來到報社工作，僅僅是因為他們看中了報社擁有的資源和新聞從業者手中握有的「軟權力」。他們希望把這種資源和「軟權力」兌換成現實的利益。或者說，他們希望憑藉這份工作完成他們致富的願望。我相信，在多數報社裡，都會有這種人的存在，或多或少。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和掩飾內心的不安，他們可能會積極搶奪在報社裡的「話語權」。

　　我的分析結論是：對於偷自己同事的東西這樣一件事情，第一種人不屑於幹，第二種人不敢幹，只有第三種人才可能這樣幹。

　　第三種人是報社裡的「生意人」。他們把報社當成了一個「生意場」，並且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經」。

　　關於杜曉東的圖片失竊事件，你可以這樣想像一下：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當社會新聞部記者辦公席的所有人都走了以後，有一個人悄悄溜了進來。他打開一台電腦，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這時候他臉上應該露出了一絲詭異的笑容）。然後他掏出了一張磁片，把那些東西拷進了磁片裡，接著就把它們從電腦裡刪除了。第二天的某個時候，這個人出現在了一個四周沒人的角落裡。他打了一個電話，接著就出現在某個企業的老闆辦公室裡。在他把那張磁片交給那個老闆的時候，從對方手裡接過了一筆錢……

　　我當時就是這樣想像的。你可能會說這太像是電影裡的情節了，但我認為事實差不多就是這樣。

　　在我發表過我的分析結論之後，蕭原問道：「你把報社裡的人分成了三種，那麼，你是第幾種人？」

　　「我曾經是第一種人，後來變成了第二種人。」我試圖開個玩笑，「現在我想變成第三種人，但沒有機會。」

　　蕭原笑著搖搖頭：「你不會變成第三種人。」

　　「為什麼？」我同意這個答案，但我不知道蕭原為什麼也能猜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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