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紙裡的火(21)

二一

　　「胡海生呢？」

　　「他沒遇到什麼麻煩，還在搞拆遷。我聽說他後來還用李樹望的事情恐嚇過那些」釘子戶「。」

　　「梁家雄呢？」

　　「在看守所裡等判決。」

　　這時候，蕭原突然激動起來，他問我：「你說，胡海生真的一點兒責任都不用負？」

　　我無言以對。

　　在我看來，記者是這樣一種職業：他們知道許多事情，有時候他們會把它們變成公之於眾的「真相」，另一些時候又會把它們變成不為人知的秘密。就算你覺得遺憾，卻也只能遺憾。

　　我曾經以為，關於這場「交通事故」，到這裡就算是結束了。但我後來才知道，有些事情並不會就此結束，老天會在你不注意的時候，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當然，那個結局到來的時候，已經是大半年之後，我以後會告訴你那個結局是什麼。

　　第五章

　　天氣繼續回暖，道路兩旁的草木經歷了嚴冬的考驗之後，漸漸恢復了生氣，草綠花紅的景象看上去指日可待，一切都在向著生機盎然的春天出發。

　　但是，經歷過那場「交通事故」的蕭原更沉默了。儘管他更努力地投入各種採訪，但我知道他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再過十幾天，他的試用期即將結束。

　　崔哲顯然已經失去了對蕭原的耐心。我聽說他曾經私下裡表示，當初從那一堆應聘表格裡挑選出蕭原的那一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幸好用不了多久他就有機會修正這個「錯誤」。

　　我想，如果不出意外，蕭原將在他的試用期結束時被崔哲叫去談話。一般情況下，這樣的談話只需要10分鐘左右。當談話結束，蕭原從那間總是緊閉房門的主任辦公室裡出來時，就可以直接去收拾自己的東西然後回家。這個報社能夠給他的，也許只是一段失敗的就業經歷。

　　我曾經希望出現某種特別的情況，能夠使這個報社挽留蕭原。但這只是我的希望，那些管理者並不會把一個微不足道的接線員的希望當回事。就這樣，我在希望和無望中等待著，這樣的等待令人焦慮。就是在那個時候，那個自稱「發明家」的傢伙闖進了報社。

　　那又是一個乏味的上午，值班室裡只有我和肖彤兩個人。我對著許久沒有振鈴的電話發呆，肖彤在一邊專心研究她塗抹得花花綠綠的指甲。當一樓大廳的保安打電話通知我們樓下有讀者來訪時，我和肖彤對視了一下，然後，我迅速掏出了兩張撲克牌。

　　在報社裡，接線員除了在值班室接聽讀者來電之外，還有另一項任務：接待讀者來訪。當然，在執行這項任務的時候，我們所做的仍然只是以下這些事情：與讀者見面後，把他們所說的事情記錄下來，然後告訴他們回去等消息——如果記者對他們的事情感興趣自然會聯繫他們，否則就代表報社不準備報導那件事情。

　　與接聽讀者來電相比，接待讀者來訪需要多付出一些勞動：搭電梯從17樓下到1樓。一般情況下，一樓保安在通知我們有讀者來訪之後，會把來訪者安排在1樓大廳的一間接待室裡等候。

　　來訪者大都是那些遭遇不公平卻無處申張的人們。他們在四處碰壁之後就會想起報社。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認為報社應該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我也希望是這樣。在那個時候，「話語權」是一個很流行的詞。我把這個詞理解為一個麥克風，誰握著它誰的聲音就大。一般情況下，它並不屬於那些「草根」。但「草根」們無計可施時，通常會一廂情願地把報社當成他們的麥克風。

　　我知道，許多時候報社並不能為他們充當「麥克風」。就算有能力為他們提供説明，記者們還要在付出努力之前考慮一下那件事情是否有「新聞價值」——當然這也無可厚非，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報社就像是個商人，它必須考慮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能否為它換來讀者的注意力，就像一個水果販子在進貨前要考慮是否有人會買。

　　我曾經接待過一個因為房子被強行拆遷而無處可去的老人，結果花了半個小時才說服他不要跪在地上說話，接著又花了半個小時說服他回家去等消息。那個看起來走投無路的老人給了我巨大的心理壓力，而對方偏偏以為他遇見的是一個願意並且有能力幫助他的人，這更使我感到難以擔當。我說過，我只不過是一個接線員。

　　在沒有人願意主動去接待來訪者的情況下，我們選擇了一種最簡單的辦法：抓鬮——兩張撲克牌，其中有一張是黑桃A，它代表那個倒楣的人。

　　那一次，肖彤抓到了那張黑桃A。她用了5分鐘抱怨自己的壞運氣，又用了5分鐘掏出化妝包修補臉上的妝，然後才嘟嘟囔囔地下樓去了。

　　說實話，我對這個同為接線員的女人並沒有多少好感，甚至有些厭惡。她已經28歲了，但說話時似乎總是在努力扮演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有一次，她看到辦公桌上有一隻蟑螂爬過時，捂著臉捏著嗓子誇張地大叫：「哎呀，真的好噁心呀！」另外，除非你是她的丈夫，否則你不要想看清她的本來面目，因為她每次出現時臉上都擦著厚厚的粉，就像是戴著一幅面具。我第一次看見她時，差點被她身上濃重的香水味道熏得閉過氣去，後來習慣了才感覺好些。

　　我對她缺乏好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她是崔哲的老婆。就像你猜測的那樣，她是因為有一個擔任報社社會新聞部主任的丈夫才獲得這份工作的。平時總跟肖彤在一起聊天的張萌告訴我，肖彤是主動要求來報社工作的，因為她是一個疑心很重的女人，她只有在能夠隨時監視自己丈夫的地方才會獲得安全感。崔哲起初想讓肖彤在社會新聞部當記者，但人力資源部投了反對票，因為她根本無法通過報社對記者的學歷要求——肖彤的簡歷上說，她唯讀到了高中畢業。後來，崔哲只好讓她到新聞熱線值班室裡來當一名接線員。

　　但是，即使是「高中畢業」這樣一個學歷，肖彤都說了謊。

　　我有個朋友叫劉珍，她是報社人力資源部的普通職員，每天負責抄送文件之類的工作。她平時最喜歡幹的一件事情就是打聽別人的戀愛史。她告訴我，事實上，肖彤只念到高中二年級就輟學了，後來在一座大廈裡開電梯。崔哲有一次去那座大廈裡採訪的時候認識了她，隨後開始戀愛並且結婚。

　　劉珍說，在這個報社裡，除了高層管理者之外，包括部門主任在內的員工全部都是聘用制員工。他們與報社的關係只是一份兩頁紙的聘用合同，一般不遷戶口也不調檔案，甚至連各種保險都可以不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各種「裙帶關係」而進入報社工作的人實在太多了。

　　劉珍還說，在人力資源部看來，每一個被周自恒或部門主任選中的應聘者都有某種背景，但他們不會追問那些背景是什麼。當他們失去追問的興趣時，自然也就不會關心那些應聘資料的真實性了。更何況，即使知道其中有謊言，由於對那些「裙帶關係」的忌憚，他們也不會對此做些什麼。

　　肖彤就這樣成了我的同事。但是，即使是在接線員的崗位上，我認為她也不算稱職。有一次，張萌悄悄對我說，如果我心情不好或者在值班室裡呆得乏味的時候，可以去偷偷查看一下肖彤的新聞線索記錄本，這樣就會開心一點。

　　我照辦了。結果我發現裡面的記錄大都前言不搭後語，其中有一條是這樣的：「廚房裡的煤氣罐爆炸了，著大火了，我已經死了，急救車把我拉走了。」

　　就像陳敬所說的，我當時就笑了。我邊笑邊想，肖彤一定是「活見鬼」了。不然，那個人怎麼會在死後還打電話向報社報告煤氣罐爆炸的事情。

　　我還發現，肖彤的記錄本上有很多錯別字。有時遇到不會寫的字，她會用一個問號來代替。比如，她曾經這樣記錄一件事情：「有輛拉著？？？的相式貨車翻倒在路邊的溝裡，起火了，司機被卡在駕駛坐上。」

　　我很快就認出了其中的兩個錯別字，她把「廂」寫成了「相」，還把「座」寫成了「坐」。但那三個問號代表什麼？

　　我、陳敬和張萌曾經對此進行了一次小小的競猜活動，獎金是20元錢——誰猜對了，另外兩個人將為此損失10元錢。

　　我猜的是「汽油桶」，陳敬猜的是「煤氣罐」，張萌出人意料地猜了「大白菜」。她很有道理地分析說，也許貨車上裝載的貨物與起火原因無關。

　　我對這次競猜的結果毫無把握。我認為，這三件東西肖彤都應該會寫。但當時我實在沒有辦法搞懂那三個問號究竟代表什麼。

　　後來，我們為這個小小的賭局去問過肖彤，答案揭曉了——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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