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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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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于道光壬寅癸卯甲辰間,倚畀最重之人也。初為廣州將軍,繼任兩江總督,複為兩廣總督,又晉擢大學士。主眷之隆,一時罕匹。然而白門訂約,一任朴鼎查之挾持,無纖悉磋磨之可望。及辦廣州善後事宜,又畏英人如虎。設無粵民義憤,以左右其間,又將任英人入城,致省垣幾為其所踞。至咸豐初,追責其自外生成,畏葸無能,抑民奉敵,罔顧國家之狀,貶為員外郎。 迨咸豐八年,大沽事起,惠親王綿愉、宗室尚書端華、大學士彭蘊章等,聯銜奏保其熟悉外情,請棄瑕錄用,以觀後效。 文宗召之入見,耆英遂造膝請陳:自稱當時此勢,惟有獨任其難。文宗諈諉者再,密諭其自展謨謀,不必附合桂良,致涉拘泥。蓋於此欲以和為戰也。因賞給侍郎銜,令其馳赴天津。比至,往拜英使,拒而不見。桂良聞之,懼和議因此中阻,乃有奏請召回耆英事。 耆英之不禮于英使也,當時但言其與英人有隙。然究其不禮之由,蓋因任兩廣總督時,曾奏告宣宗,謂外人只可計誘,是以用溫言撫慰之。且其中,又有藐視英人語。及耆英抵津門,英法之譯人,以此等奏章予耆英視之。耆英自覺無顏,乃退而思避。甫至通州,朝命適下,著其仍留天津,自行酌辦。耆英不再折回,徑由通州入都矣。 既入都,旋以書告僧格林沁,謂某日可抵軍營。時惠親王綿愉,方自僧營歸,途次,接僧格林沁遣弁送耆英書至,閱之,大驚。謂大沽之事,並未辦有端緒,輒敢藉詞卸肩。且未奏特旨,先擅自回京,大違臣節。遂以狀聞。文宗鑒其前後居心,如出一轍,因數其積稔而置之法。天下後世,亦莫不詈其罪之魁,而恨其死之晚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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