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治生三變_郎潛紀聞四筆

周永年治生三變

　　曆城周編修永年，乾隆間與戴東原、邵與桐諸君，同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學者稱為榮遇。家素饒給，棄產營書，積卷近十萬，不欲自私，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其意蓋欲構室而藏，托之名山，使強有力者，贍其經費，立為法守，俾學者于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

　　又感于古人柱下藏書之義，以為釋、老反藉藏以永久其書，而儒家乃失其法，因著《儒藏說》一十八篇，冠於書目之首，以為法式，其志善矣。視以藏書貽子孫者，所見抑又宏矣。

　　既入翰林，以謂官清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閑架權市貨，倩賈客為之居廛，俄而大耗其貲，則矍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疏矣。」則又僦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為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僦田所獲，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矍然省曰：「農夫耒耜，士之贄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鐫印萬本，以為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即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為利矣。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貲多券質，責逋計子母即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編修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

　　而編修自喜益深，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購書餘蓄無幾，至三變計，而益憊不支。士人讀萬卷書，明於大而忽於微；拘于常理而昧于物情之萬變。雖尋常一粥一饘，硜硜自守，猶或為僮奴所漸蝕，賓客所闇圖，況可歆動外來，與陶白輩角其心計乎？若其「儒藏」之說，則搜揚遺籍，津逮後賢之良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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