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軒隨錄·古文辭類纂序目

古文辭類纂序目

　　本朝論文章者，必以桐城三家為正宗。望溪侍郎開其先，海峰學博繼之，姬傳郎中又繼之。鄧嶰筠尚書謂：「學廬陵而兼子固者，望溪也。學廬陵而兼長公者，海峰也。姬傳文師廬陵而上溯子長，與熙甫皆神似而不以貌。」此論甚確。余則謂侍郎文，今之布帛菽粟也。學博文，今之錦段組繡也。郎中文，才高識廣，理境澈透，于方、劉兩家外又別出機杼。近人頗有以薄弱少之，非知文者矣。郎中撰《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首刻于興縣康氏，再刻于金陵吳氏，茲錄其《序目》，俾後學行文知有正鵠，不致流於邪派。

　　附《序目》

　　鼐少聞古文法于伯父姜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病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餘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于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于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雲。

　　論辨類者，蓋原于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為之也。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置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子、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于范台，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于《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傅之。

　　傳狀類者，雖原于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雲：「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為工耶？志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志。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銘二之，獨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為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于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為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為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托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餘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也。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禦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于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于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于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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