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99)_凱恩斯

九九

　　這最後一句話如此完整、準確地總結了實際生活中的麥考利，以至於它幾乎應當被寫在他的墓碑上。對於你的隱瞞實情他會變得非常難以對付，帶著極其嚴重的問題——設想你所意味的恰好對應於你的話的字面意思，然而期望你去理解他自己的意思，只帶著可能的最少的解釋。因為他總是這樣做，似乎最少的暗示就會使你獲得所有他自己知道的東西，然而在他那一邊又聲稱絲毫不知道有什麼未落到他自己的觀察之下或什麼以最平常的語言與他相聯繫。允許他以這些假定逃脫不固執地給予或需要解釋的任何人，將很快發現他自已被無可避免地牽涉進去。他對半真半假話的遲鈍部分是真實的。但它被他部分地運用為一種批評形式，不僅是關於混亂的和虛假的知識，而且關於各種各樣的胡說和欺詐，關於習慣保守的感覺和錯誤觀點及浮誇言辭等等。

　　他回到劍橋時，找到了兩個對他來說非常適宜的職位，他在這兩個職位上工作了許多年。1884年他被委任為學院數學講師（繼而是大學應用力學講師），1887年是第二任會計。儘管他名義上是數學講師，實際上，我認為，他被帶回詹姆斯·斯圖爾特，第一任工程教授初創的事業，幫助他在大學發展尚未成熟的工程學院。這正好符合了麥考利的天賦和興趣。劍橋數學的抽象性和「優雅的」方面對他沒有太大的吸引力。但他非常高興將他的數學才華運用于材料應用、拉力和實際物體的運動方面。

　　在早期生活中，他曾參加克拉克·馬克斯偉爾的講座並把他視為英雄，但他受到了在皇家學院的密友和同齡人卡爾·皮爾遜以及詹姆斯·斯圖爾特的更大影響，應用數學的另一方面不久吸引了他的熱情。他在學習、研究方面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但他出版的著作卻不多（這讓人想起他的祖父奧利·麥考利，很多年沉于《梅蘭克頓的生活》的寫作，但從未將其付梓），直到退休後他才有時間按他自己精益求精的標準來做一些仔細的準備，他的主要為學生之用而寫的《熱力學定律》（1913年）和《固體幾何）（1930年）被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為15年的第二任會計，他負責學院建築和用項。博德利的建築、教堂的結構工程和窗子、在普羅沃斯特·奧克斯死後學院佈局和原來辦公室的變動，以及準備現在的偉布法庭、禮堂的擴建，學院的首次電氣化和唱詩班中學的擴建，是那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在所有有關建築的事務特別是有關它們材料的事務中，麥考利比那些他雇傭的人更知道他在做什麼。一位舊時的劍橋送貨員（一位建築師和畫家）曾被記載著說過：「我們總是喜歡為皇家學院工作，因為麥考利先生是這樣一位紳士，他總知道他希望完成什麼以及他希望如何完成它，而其他許多先生做不到這一點。」他對石頭和玻璃的特殊興趣總是明顯的。而且他還有個特點：在給出他的意見和建議時，他從不提及他曾一度在這些領域內是一位職業專家，這個事實在學院不廣為人知。

　　1902年他成為唯一的會計主管。繼而是晚些時候的伊頓學院院長，他的職責的性質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對年輕人緘默而靦腆，以前對大學生們而言並不著名。然而，雖然他在演講和談話中可能曾經靦腆，但他不害怕年輕人，並能正確地估計他們的性格。他避開那些半真半假的話和任何種類的閒談，他對年輕人思想和秘密的絕對尊重，我認為，是他的最大優勢之一，當一位小學生告訴他一個坦率的故事並請求他的幫助時，做這樣的事是容易的；並且帶著確定無移的公平、友好和對無限度的麻煩的接受；當然不可避免有時他也會出現非常難以平息的狂暴，然而極少有人比他更知道，如何將公平與大度更好地結合起來。

　　一個有序社會的各種法律規則必須是辨明正確和令人滿意的；但是，他們的受害者能夠這樣做，就像他是他的兒子一樣，依靠麥考利的援助和興趣。當他認為它們不合適宜時，他也能夠破壞規則，「規則，規則，規則是為了什麼？」他有時會說。「應該打破，應該打破。」我們大多數人對規則注意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而麥考利在這方面有一項傑出的品質：他通過直覺能夠確切知道在一個道德社會裡規則應有的正確位置。

　　當他成為會計主管時，他已年近50歲。由於緊張的勞作，一封封數不盡的親自出自他那清晰、漂亮的字跡然而要讓他常常寫到深夜的那些信件，耗盡了他的精力，1913年當他60歲時，他退休了。並且戰爭期間的嚴峻進一步束縛了他。然而在1918年，當沃爾特·鄧福德成為院長時，他當選為副院長，給學院提供了另外幾年的服務，作為所有學院主要委員可信賴的顧問，並成為1926年新法令的帶頭起草人。在1933年，當他80歲時，歲月的滄桑積累成他的衰弱，他退向了鄰近斯陶爾布裡奇的克倫特，到了他繼承自他的弟弟肯尼思、鄰近他的姐姐史密斯夫人的一所房子。麥考利從未結婚，但儘管在學院時他是一個獨居的單身漢，他在他的家庭關係中卻從未感到過孤獨，因為他屬一個有兄弟姐妹們的大家庭，屬一個有眾多表親們，侄兒侄女們的大圈子，這些在他的生活和感情中扮演著重大角色，給他以親情和同伴情誼。

　　對那些瞭解和喜愛他的風格的人們來說，他的確是一個快樂的、令人愉快的夥伴，他是一個偉大的讀者，對他喜愛的經典著作具有淵博的知識，記憶力也很豐富。他對內省和外侵（如果這個詞可被創造的話）的缺乏，他的未被計算的和無意識的無興趣，以及他清晰的感覺，使他比那些能夠看到任何事物的方方面面，對自己和他人瞭解太多的人們來說，生活在一個更純潔的世界中。

　　他出生於一個以其好的外貌而突出的家庭，並且，特別是在以後的歲月中，經歷和性格塑造、雕刻他的面容，他呈現出一種高貴可敬的容貌。1927年羅傑·弗賴伊所畫的他的一幅肖像，懸掛在皇家學院的聯誼室中。他喜愛所有活動，無論在室內還是在野外。他是學院中遵循舊俗保留一匹馬的最後一位高級成員，一直到戰爭時期，他經常與一班朋友們在鄰近地方騎馬打獵或騎馬出遊。的確，他直到70歲都追循著德文和薩默塞特。他極少感到有舒適和縱情的需要，他所具有的必定是屬這樣一種品質：最能適應於它的目的。他的逝世使社會——他如此長久地服務和崇敬的社會——貧窮了許多。簡言之，我們將懷念他，作為這樣一個人：我們最欽佩的很多行為與感覺的原則支配著他，並且是自發地支配著他，在那兒沒有任何選擇或決定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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