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75)_凱恩斯

七五

　　收藏是從1880年正式開始的，當時是為了編纂「具有歷史意義的全本的《國富論》」而搜集資料，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福克斯韋爾把這當作自己當時頭等重要的工作。後來，福克斯韋爾自己記述道：

　　「阿諾德·湯因比對工業革命產生了特殊的興趣，為了他能夠使用，藏書涵蓋了1760－1860年這一時期。後來，放棄銀本位制這一不幸事件變得引人注目，於是藏書也開始注意通貨和銀行業問題。這樣，藏書就呈現出一種總體上的特點，對於涉及英國歷史的內容務求其全，某些方面的國外動態也儘量使其具備代表性……涉及英國的經濟思想史是十分完整的，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以及在此之前的經濟學家的資料也十分全面……如果說這裡有什麼側重的話，那就是它力求搜集那些殘缺而晦澀的文字，因為沿著這條線索可以發現那些幾乎默默無聞的大眾們的觀念。這些文字，在將來，可能產生獨特的價值和感人至深的意義。」

　　這樣，這些藏書就顯著地體現出個人作品的色彩，它表明了福克斯韋爾本人在各個階段的主要興趣。最終，福克斯韋爾把它確定為未來的歷史學家記錄社會陣痛和思想困惑的資料，它與那些經濟哲學家們對終極幻象的憧憬相去甚遠，但是，現代社會正是從這些陣痛和困惑中誕生的。

　　這樣，直到1913年或1914年，福克斯韋爾的主要工作就是使戈德史密斯圖書館的藏書更加完善，儘管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有機會通過購買這些藏書的複本形成自己的第二批藏書。不過在此之後，第二批藏書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標。戰後，那些英國紳士們在17-19世紀收藏起來用作適宜的家居裝飾的圖書大量散失，這成了福克斯韋爾的大好時機。到1929年，他80歲的時候，儘管還有戈德史密斯公司支付的購書款帶來的收益，但他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又一次的透支危機。福克斯韋爾認為，銀行家們應當把這些獨一無二，而且總是升值的藏書看作是更安全的投資，其他投資，以他自己的經歷來看，卻常常貶值為零。然而，銀行家們有自己的觀點，對此，福克斯韋爾常常表示抗議，這對他來說倒不是裝腔作勢。

　　當時，除了他的主要藏書之外，他的第二批藏書中大約還有4000件複本，為了解決眼下的危機，他決定首先把這些複本賣掉。他為此寫了一個內容簡介，對這批書的特點作了介紹。這個簡介後來落入阿利·揚教授之手，他當時在倫敦短期任職，在他的建議下，這第二批書被哈佛大學以4000鎊的價格買走。不過，當他為此目的到劍橋訪問時，他發現能在聖約翰和哈維路參觀到的那些主要藏書要有價值得多。這次訪問的結果就是，這批圖書也最終轉歸哈佛所有，不過，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福克斯韋爾死後才轉交哈佛的。這批圖書，大約共計20000餘冊，比起1929年來，它們今天顯得更有價值、更難以替代。它可以與倫敦的戈德史密斯圖書館以及哥倫比亞的塞利格曼藏書並稱為世界上最傑出的三大經濟學圖書典藏。

　　當然，在某些方面，它還無法與戈德史密斯圖書館相比——尤其是，戈德史密斯藏書中有許多來自名家的圖書，而且哈佛這批藏書還尚未達到戈德史密斯藏書的精美的裝幀標準。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它顯得更為突出，尤其是它對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作品收藏豐富。福克斯韋爾早年並未對此產生特殊興趣，不過隨即他就發現，這些內容對歷史、對經濟制度的進行過程具有極高的價值。人們現在稱作制度主義的那些內容，福克斯韋爾很早就把它們作為經濟學家們必須加以研究的課題，他是意識到它們的重要價值的先驅之一。

　　另外，他還經常抨擊那些證明社會不過是獨立個人的簡單加總的虛假證據。總之，與戈德史密斯圖書館相比，哈佛的這批藏書在歷史方面更突出，它必將成為歷史學家們有用的資料來源，無論是那些研究經濟思想發展進程以及經濟文獻的歷史學家，還是那些研究經濟生活和經濟制度演化過程的歷史學家，乃至那些研究政治史和一般歷史的歷史學家。

　　福克斯韋爾的藏書有兩大特點。他為它們編寫了目錄，並做了整理，但並不是按作者來編排的，而是首先按年代，其次按專題。這就是說，所有發表於（比如）1741年的作品都被編目在一起。這樣，就為學生們提供了一個每年發生的事件和觀念的概覽，從中可以判斷出那個年代的人矚目於哪些問題。希格斯先生在編寫《經濟學書目》時也遵循了這一程序，這本書主要就是建立在福克斯韋爾藏書的基礎上的。它的編纂得到了英國科學院和皇家經濟學會的贊助。它的第一卷，覆蓋了1751－1775年，已經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福克斯韋爾藏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把結止點選在了1848年，而對此後出版物的購買則僅限於歷史方面的著作以及與前1848年時期相關的著作。他經常說，他之所以選定這一年部分是因為這一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經濟學》，部分是因為這一年發生了歐洲革命。也許我們可以不無傷感地加上一句，就是這些部分是因為福克斯韋爾希望他本人和整個現代社會能在接下來的1849年（收穫的一年，他說）中獲得新生。福克斯韋爾只選擇了在他發表作品之前就已發表的那些作品。

　　與傑文斯不同，福克斯韋爾不但是個藏書愛好者，簡直就是個藏書狂。他喜歡把一本漂亮的書拿在手中，然後回想它來自於哪一個著名的圖書館或所有者。出處，是他總要在筆記中作一記載的。他既作筆記，也經常向人談起這些事情，他津津樂道的樣子也的確能使讀者或聽者相信這些細節何其重要。那些曾到哈維路的書房中拜訪過他的人，有誰沒有握過原屬大弗星德裡克的斧柄呢？又有誰沒有讀過他1882年1月16日在布裡斯托爾以3先令6便士買下的那本《國富論》第一版的還算像樣的抄本呢？桑德蘭、奧斯特利公園、漢密爾頓宮、薩塞克斯公爵、坎布裡奇公爵、伯克盧公爵、波特蘭公爵、勞德代爾伯爵、喬治·查默斯、羅伯特·皮爾爵士、蒙蒂格爾勳爵、翁斯洛議長、阿什伯頓勳爵的某些藏書——實際上包括戰前半個世紀中的歷次書籍的重大流散——都出現在戈德史密斯圖書館中。

　　還有一些圖書來自於阿瑟·揚、亞當·斯密、李嘉圖、科貝特、弗蘭西斯·普雷斯、奎特賴特、西尼爾和斯邁爾斯等人的個人藏書。福克斯韋爾除了大量搜集議會的印刷品和法案之外，還收藏有一部分舊的銀行券、許多經濟學家的雕版畫和版畫。如果他的錢袋足夠他買這些珍愛之物，他會像成為一名藏書家那樣成為一名狂熱的印刷品收藏家。

　　重要的是，在經過一番認真試驗以後，他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原則，其中包含了許多思想、經驗和行家的品味，因此有些方面值得一提。他很不喜歡卡片目錄而更偏愛條目，可以在一張四開紙上寫下很多。顯然他是對的。對於那些喜歡一目十行的人來說，卡片目錄完全不符合他們的習慣，而最難辦的事情就是，除了圖書館和辦公室再也找不到合適的家具來裝它們。他還堅持每本小冊子都該獨立裝訂，他可能是第一個背離了18世紀以來的習慣，直到19世紀，在劍橋或其他什麼地方，還習慣於按照內容不同把6到8本小冊子粗粗地裝訂成一本書，從而使這些書形成一個系列。他非常反對給書重裝背襯。只要原書的裝幀饒有趣味，即使快散架了，也應該用盒子裝起來；如果原書的裝幀並無價值，那才可以重新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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