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71)_凱恩斯

七一

　　◎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頓·福克斯韋爾

　　上個世紀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聖約翰學院堪稱劍橋經濟學的搖籃。1868年，馬歇爾由數學轉向倫理科學，同年，福克斯韋爾也參加了倫理科學的學位考試，1870年參加這項考試的則是亨利·坎甯安。聖約翰學院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馬歇爾和福克斯韋爾奉送給劍橋大學，他們兩個相互比照，相互補充，除了同樣真誠之外再無相同之處。我認為，是聖約翰的校長，偉大的貝特森博士施加的個人影響使聖約翰與三一學院一起鼓勵對倫理科學展開的新的研究工作，而這時在劍橋大學，年輕教師們從事這樣的研究卻得不到任何的捐助。

　　當三一學院把興趣重心轉向哲學（西奇威克和詹姆斯·沃德）、法學和歷史學（梅特蘭和威廉·坎甯安）的時候，聖約翰的興趣完全轉向了經濟學（馬歇爾與福克斯韋爾）。的確，這個學院為這些學科獨自做了相當多的準備工作。60年代初，J．B梅厄和J．B．皮爾遜被任命為學院倫理科學的講師，而在1868年和1875年，分別由馬歇爾和福克斯韋爾繼任了這一教職。在從1873年到頒佈「新規則」以及取消倫理科學高年級學生的那段時期裡，從後來取得的成就看，倫理科學學生比數學學生更出色，而這時的18名倫理科學考試一等榮譽獲得者中，有9名來自於聖約翰。

　　福克斯韋爾最初講授邏輯學、心理學和哲學，而把經濟學留給馬歇爾。但1877年，在（福西特獲得教授職位之後）馬歇爾離開劍橋去擔任布裡斯托爾大學學院的負責人時，福克斯韋爾與亨利·西奇威克和J．N．凱恩斯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擔當了經濟學教學的光榮任務。這一狀況持續了8年，直到1885年馬歇爾作為教授重新回到劍橋時為止。從這時直到1908年這段馬歇爾擔任教授的時期裡，無論在教學上、授課上、還是制定政策上（尤其是在1901年設立經濟學學位考試這件事上），福克斯韋爾一直是二把手。

　　值得回憶的是，福克斯韋爾第一次對學位考試進行監考是在1874到1875年，與傑文斯一起進行的，這時詹姆斯·沃德和J．N．凱恩斯正在校讀書。而他最後一次監考是在1900年到1901年，這時則是A.C．庇古和D．H．麥格雷戈正在校讀書。30年之後，他又正在主持皇家經濟學會，可見，對劍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他經歷了非常大的跨度。他從未離開過劍橋，儘管他與倫敦大學關係密切，到他去世時，雖然他已經不再參與教學，但按他在劍橋的居住時間計算，正是他在劍橋的第205個學期。在60餘年中，福克斯韋爾一直是學院的講師和導師，他在劍橋只獲得了這兩個職務。

　　對於自己沒能獲得其他職務，福克斯韋爾常常不無苦澀地說，這是由於馬歇爾對他在這一學科上的治學方法懷有偏見。「我們之間在觀點上有很大分歧，而在性格上分歧就更大。以至於我非常關心的事情在你眼裡卻毫不重要。」這是馬歇爾有一次在信中特別寫給福克斯韋爾的話。福克斯韋爾是受到19世紀中期在劍橋風行一時的行為準則的薰陶而成長起來的，這一準則要求一個人不僅要維護自己的權利，還要維護朋友的權利，所以，福克斯韋爾無法原諒馬歇爾在1908年退休時支持庇古教授作為自己的繼任者。但實際上，福克斯韋爾是馬歇爾第一個真正熱心的經濟學學生，而馬歇爾夫人則是福克斯韋爾的第一批學生之一，在馬歇爾還沒有離開劍橋到布裡斯托爾的時候，他們都住在學院裡，相互來往非常密切。

　　實際上，直到1907年，他們還一直保持著親密的私人感情，儘管他們之間的通信表明，兩人之間不斷爆發爭吵。他們每個人都清楚對方所具有的天賦，馬歇爾在寫給傑文斯的前幾封信中為自己爭辯的時候，福克斯韋爾表示了支持，而當福克斯韋爾在1901年申請伯明翰商會主席職位時，馬歇爾也寫信表示支持，其中一段描述福克斯韋爾的文字很有引用的價值。「他是英國一流的經濟學家，這是世人皆知的。他的作品，儘管還沒有集結成冊，但已經在世界精神寶庫中樹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成功來源於他的睿智、清晰的頭腦，強大的思維能力，寬廣的感知能力以及良好的直覺；也來自於他那一經涉足就不遺餘力的勤奮精神；還來源於他流暢而優雅的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他的這種能力很少有人能與之匹敵，恐怕後人也難以超越……他樂於與實業家們交遊，他能夠使人們很快就相互瞭解、相互信任。他舉止溫文爾雅，學識淵博，而且處世老練。他的迷人風度一定會使他受到人們的愛戴。」

　　但在經濟學的性質這一問題上，他們的意見極端對立，這使他們沒能較早地建立友誼和相互尊重。福克斯韋爾是這樣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的：「我不能假裝對實業有任何的親身經驗，但我是在實業和鐵路建設的環境中長大的，並且從小養成了按部就班、有條不紊的習慣。在最近的15年裡，環境的變化促使我與本國許多地方的商人和實幹家們建立了緊密的聯繫，我也獲得了很多機會來觀察實業經營的方法和它遇到的困難，我也看到了實幹家們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這一經歷更確信了我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即在經濟領域，所有的實際問題都必須實事求是地對待，當然事先要對面臨的特殊環境作一番細緻，前後比較的調查，但從那些箴言中尋章摘句或者照搬什麼普遍的教義都是無用的。」

　　與他的談話和在討論中的發言比起來，這些表述僅僅是和風細雨。據艾爾弗雷德·霍爾先生回憶，他早年在聖約翰的時候，曾堅持認為經濟學不能算是一門科學。而在60年之後，他沒能向皇家經濟學會做關於李嘉圖的會長演說。李嘉圖是使世人相信在資本與勞動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衝突這一沉腐的邪說的人，然而福克斯韋爾為自己放棄演說尋找的藉口竟然是他認為自己對李嘉圖的抨擊太有挑釁性。這並不表明福克斯韋爾反對對經濟問題進行嚴格推理。

　　無論是在90年代關於金銀複本位制的大討論中，還是在戰後關於金本位制的大討論中，他都對銀行家和他們的「本能」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諷刺。但他同時認為有效的推理是必不可少的，但推理的對象應該是既有歷史又有當代的、範圍廣泛的事實資料，而不是那些抽象的、臆造的假說。沿著這條思路前進，使福克斯韋爾成為「自由放任主義」教條的很有分量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上，他比同代的大多數其他學術界人士都覺悟得早。他並不像他們那樣瞭解自由競爭的普遍優勢。他時刻準備著支持貨幣控制計劃的出臺。他曾經在80年代支持工業聯合，在90年代支持複本位制，他也支持19世紀的溫和的保護主義（拒絕在著名的教授宣言上簽名），而在20世紀以來則支持放棄金本位制。他抨擊英國經濟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非道德」趨勢，他認為這「比道德敗壞更嚴重，它帶來的後果是」「脫離時代潮流，阻擋了本世紀那些最成功的運動的進展」。「它的精神本質是極端實利主義的，為了積累個人財富而犧牲國民福利。在有些作者筆下，資本主義已經越走越遠，他們竟然對高工資大加痛惜，認為這是堪與壞收成相比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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