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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再後來,就是他在聖約翰學院新庭院自己的房間裡邀請她喝茶,克拉夫小姐在一旁作陪。關於馬歇爾先生的課程,還有一則引人入勝的記述,我不能棄而不用。「在課堂上,他經常發表一些關於實際問題的個人觀點,比如跳舞、婚姻、賭博和走私等等。」談到婚姻時,他說:「人們通常說,理想的婚後生活就是丈夫與妻子都為對方而生活。如果這是指兩人都為對方的滿足而生活的話,我想這是極不道德的。丈夫與妻子不應該為對方而生活,而是應該為了某個目標而共同生活。」馬歇爾夫人對此所加的評論是「他是個偉大的說教者」。

  其間,她答應斯圖爾特教授,為函授部講師寫一本教科書。定婚之後,他開始幫她寫這本書。「這本書以我們兩人的名義於1879年出版。艾爾弗雷德堅持這樣做,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意識到這本書實際上成了他自己的著作,後半部幾乎全部是他寫的,其中包括了許多《經濟學原理》的萌芽。他一直不喜歡這本小書,因為這違反了他的信條『簡短的道理就是錯誤的道理』,他還說,『你不能只為兩個半先令就說出實話』」。

  實際上,這是一本極為出色的著作。多年之中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比這更好的教科書,也許根本就沒有另外的教科書出現過。我父親總是認為馬歇爾的態度不夠公平,因為這本書原本是馬歇爾夫人的,但她還是毫無怨言地同意停止印刷這本書,儘管當時的需求量還很大。1892年,另一本書取而代之,標題與原書相同,而只由馬歇爾一人署名,這是一本性質上完全不同的書,它差不多就是《經濟學原理》的縮寫本。1879年的這一本開一時之先河的書,是那本綠色封面的小書,而不是麥克米倫公司出版的那本布封面的大厚書。

  1877年7月,他們結婚了。但我想,他們真正的蜜月是在1881年,那時馬歇爾擔任希裡斯托爾大學學院的院長已有4年之久,身體健康大受損害,於是她就帶他到巴勒莫做長時間的療養。我想,這幾個月可能是她一生中最為幸福美滿的一段時光。60年之後,她如此回憶道:「我們在巴勒莫呆了五個月,在那個房頂上。每當我覺得應該想些快樂的事,我就想像我在那個房頂上。那是一個名叫奧利瓦的意大利小旅館的房頂,當然是平的,還鋪著彩色的瓦井。白天,艾爾弗雷德就在房頂上坐在一個美國式的椅子裡,把活動浴室的蓋撐成帳篷。在這裡,他寫下了《經濟學原理》的前幾章。有一天,他從房頂上下來,告訴我他發現了『需求彈性』這一概念。」

  這是一段文章的開頭,接下來便是對西西里風光的引人入勝的描寫。馬歇爾雖然為腎結石所苦,但當時病情還不十分嚴重。這正是他最年富力強的時期。這裡沒有爭論、沒有課程、沒有沉悶的同事,也沒有任何一點小小的煩擾來打亂他那過於敏感的神經,為做到這一點,馬歇爾夫人耗費了大半生的時間。大自然是那麼仁慈、那麼美好。「從房頂上能看到康長德羅,看到向內陸伸展數英里的黃澄澄的桔子和檸檬樹林,看到兩面臨海,圍成半圓的各種形狀的山峰。」他們向下看時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院子雖小,但別有韻致。一條幽徑,上面的葡萄架上爬滿青藤、掛滿葡萄;一棵桔子樹和一棵檸檬樹佇立院中,鮮花于處處盛開。周圍房屋的露臺上鋪著彩瓦,聖誕節一到,火雞們就棲息其上,牆洞和角落裡還有一群群的鴿子。」

  她還喜歡一大早就去市場買水果。她直到垂暮之年都一直熱衷於水彩畫,雖屬業餘但也頗有些天分,對她來說,描描畫畫是最快樂不過的事情了。當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在屋頂上潛心于《經濟學原理》的寫作時,瑪麗就帶著毛筆和水彩外出作畫。「我最愛去並花數小時作畫的地方是皇宮裡的教堂。這裡很小而且很幽暗,剛從外面的陽光裡走進來的時候,除了一絲微光,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但,漸漸地,美妙的輪廓和細微之處從黑暗中浮現出來。那些輪廓是正在勞作的諾曼人和撒拉遜人,他們色彩絢麗,身著東方服飾。最美的是那金色的教堂後殿,偉大的基督頭像在朦朧中若隱若現。」這幾個月是無比幸福的一段時光。

  其後的40年中,她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這並不像韋伯夫婦那樣互為搭檔,本來如果他們性格相異,這是有可能的。對於夫人的睿智,馬歇爾雖然曾經認同,而且他也一直在享用,但他卻越來越傾向于認為,婦女的頭腦沒有多大用處了。1896年,力量的大審判來臨了,關於向婦女授予學位的建議,馬歇爾背棄了他那些終生的摯友們,也不管妻子做何感想,站到了另一個立場上。然而瑪麗·馬歇爾從小就瞭解,並且也尊重並接受了那種「信念苛刻」的男人。她的玩具娃娃(她險些以之為偶像)被自己所愛的人燒毀,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們還是能夠心心相印。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對她的完全依賴(沒有她,他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一方面是由於她對他的深情與崇敬,這種感情日久彌深,而並未因為她心明眼亮、能覺察一切就受到損害。沒有什麼能逃脫她那雙直指人心的眼睛。她必須面對一切,以便他不必過問。由於她那種天生的品格、聰明的頭腦和我從未見過的那種心靈手巧,不管是瑣事、煩心事還是無聊之事,她都能風趣謙和地應付裕如。無論是馬歇爾在世之時還是在此之後,她都從未為自己謀求過什麼、盤算過什麼。她的頭腦中一直有一個念頭,就是,千萬不要給別人惹麻煩。

  她有著如此高尚的情操,現在她把自己融入到他的生活之中。在希裡斯托爾,在牛津,她都講授經濟學,但在這兩個地方都沒呆多久,他們回到劍橋之後,她就重新擔任了紐納姆學院的講師,多年之中,她一直管理著學生們。她一絲不苟地校閱了《經濟學原理》前幾版的校樣和索引,雖然不做公開的、直接的批評,但她以另外的方式始終影響著這本巨著的進程。希裡斯托爾大學授予了她文學博士學位。但據我記憶所及,她從未與來訪者們探討過經濟學問題,她甚至從不參與巴爾奧·克羅夫特的那些無休止的經濟學談話。一談到嚴肅的問題,她就把客廳留給男人們或來訪者,自己到樓上的書房去,即便是最無知的女士也沒有像她這樣裝作毫無學術素養了。

  假期,她也並不討論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問題,而是醉心于以南蒂羅爾山為對象的水彩畫。實際上,她的藝術天份是相當高的。她很少向朋友們展示自己的作品,但她定期參加劍橋繪畫協會的展覽,最後她把這些畫留給C.R.費伊先生,後者則將其保管在馬歇爾圖書館。她畫風景畫的時候,把畫具和畫架放在身邊,這時,我們的大師鋪上一個氣墊,打開一個折凳,把它靠在石頭上,形成一個舒適的靠背,然後就坐在這個「寶座」上,用比她作畫的手更顫抖的手,寫下了代表性企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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