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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馬歇爾的呼籲正應驗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對這一學科所持有的觀點。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畢生致力於把這一學科建成一門獨立的科學,使它擁有自己的基礎,並且像物理學或生物學那樣具有高度的科學精確性。「某個特裡默夫人、馬塞特夫人或馬蒂諾小姐曾經以口頭問答或講故事的方式,在某個聰明伶俐的家庭女教師的幫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們指出經濟學的真諦。單靠這些,她們就能贏得聲譽,而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正是在馬歇爾的推動下才得以實現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後,經濟學就不像穆勒、傑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時代那樣,作為倫理科學的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學家輕而易舉地駕馭了。他最先樹立起了對這一學科的專業的科學態度,讓它超脫於世俗的爭論之上,像生理學遠離普通醫學那樣遠離政治。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經濟學終於佔據了倫理科學榮譽學位考試第二部分的位置,這一位置接近於馬歇爾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相關學科合建為一個獨立的系並為此設立了榮譽學位考試之後,他的勝利才算得圓滿,他自己也才完全滿意。

  如此算來,從一個正式意義上說,馬歇爾是劍橋經濟學系的創建者。而就他與幾代學生們的關係而言,這一榮譽就更當之無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獻給了學生們,與此同時,他也決定了學生們的生活。

  對同事們而言,馬歇爾有時也許令人厭煩、頑固不化;對外部世界而言,馬歇爾可能顯得剛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對學生們而言,他始終是一位真正的聖哲和導師,在他們的眼裡,所有批評都化為烏有,他就是他們的精神之父,是他們獲得靈感與撫慰的唯一源泉。馬歇爾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障礙,但對學生們來說,這些正是他們所深愛的一部分。他們為馬歇爾編造各種軼聞趣事(費伊先生可能是這種軼聞趣事的倉庫),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決不罷休。如果他們的蘇格拉底不那麼古怪,青年們是不會滿意的。

  要在紙面上把馬歇爾對學生們施加的影響以及施加影響的方式描述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學生在離開馬歇爾的家時,頭腦中的強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剛剛參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險。他在沿著馬丁利路向回走時,懷中抱著一大摞剛才會見時從書架上拿給他的書。一回到住處,他就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漸漸感悟到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課題。

  馬歇爾的雙重天性常常在不經意間自然地流露出來,這使坐在他身邊的學生們獲得了雙重的啟迪,展現在學生面前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正直和對於目標的公正無私,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獲裨益。對學生來說,剛才與導師探討的課題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這裡有無盡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尋得到。

  「一切都是那麼融洽,那麼無拘無束,」桑格先生記述了這樣的時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從不裝腔作勢地把經濟學說成是已成定論的科學——像語法或幾何那樣——人們只須加以學習而它已經可以不再經受批評,相反,經濟學是一門正處在發展過程中的學科。馬歇爾在向學生贈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時候,他會寫下這樣的贈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將會令這本書成為過時的東西。』這並不是一種自嘲,而是他對自己信念的堅持,那就是:經濟學正在成長之中,沒有哪部分內容已告終結。」

  切莫以為馬歇爾對待學生是一視同仁的。他非常嚴厲,有時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勵鼓勵,但實際上往往正相反。學生們把自己的著作送給他時,都還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會怎麼說、怎麼想。克拉彭博士講過一則他的軼事,很能說明他在講課時的洞察力和敏銳的觀察力:馬歇爾對一位學院的導師說:「你們學院有兩個很有趣的人在聽我的課,當我講到比較難的地方的時候,A.B就自言自語說:『這太難了,我不想學了。』C.D努力去學了,但又沒弄懂。」馬歇爾大聲說完,爽朗地笑了。他對這兩個人的智力和秉性抓得很准。

  與其說他是通過自己的著作,不如說他是通過自己的學生成為當今的英國經濟科學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韋爾教授就寫道:「聯合王國經濟學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學生們佔據著的,而在英格蘭的一般經濟學教育中,這個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過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們,他已經完全統治了經濟學。只要以他的成就同他在1885年就職演講結束語中為自己確定的目標作一對比,人們就可以知道,他在離開人世時,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含笑瞑目的。「儘管我才疏學淺、力量微薄,但我仍懷有這樣的宏願:要竭盡我的所能為劍橋這所英才的偉大搖籃培養更多的人才,使他們走入這個世界的時候,頭腦冷靜、內心熱情,能夠不遺餘力地與周圍的社會苦難作鬥爭,為使人們獲得更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財富而努力,不達此目的,決不罷休。」

  九

  1908年,馬歇爾從劍橋的政治經濟學教席上退休,此時他已六十有六。他所處的時代,薪水微薄,退休無養老金。他在政府政策諮詢和報刊上也並未獲得額外收入,但儘管如此,他還是設法從他的教授年薪(700鎊,包括他作為大學評議員的報酬)中拿出一部分,為本科生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借書室,還建立了一項三年一次的優秀論文獎,獎金60鎊,用以鼓勵創造性的研究;另外,他還每年給一位,有時是兩位青年講師提供私人津貼100鎊,學校沒有這項專款,但不如此就無法使他們安心於教學工作。

  與此同時,他從出書中獲得收入,這些積蓄已足以應付他退休後的生活。在《工業與貿易》出版之後,他的出書收入已經相當可觀,以至於他的晚年比從前的生活要殷實許多。他常常說,當麥克米倫公司送來年度支票時,他簡直不知道怎麼處置這筆錢。他把經濟學圖書館留給了劍橋大學,他的大部分財產和未來的版權收入最終也都歸大學所有,用以獎勵經濟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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