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39)_凱恩斯

三九

　　除此以外，傑文斯還是一個天生的收藏家。他是那些收藏經濟學圖書的藏書癖一族的首倡者。他們為圖書專家們留下一種風尚，即讓書商們四處搜求那些最不知名的經濟學小本本、小冊子。收藏那些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圖書和小冊子者當首推傑文斯，雖然是麥克利勳爵第一個發現了它們作為歷史資料的重要意義。

　　傑文斯從未高價購書，也沒有達到收藏愛好者那種如癡如狂的地步——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內容豐富的圖書館——即便如此，已令福克斯韋爾教授深受其苦。在他的信件中還散落著許多有關圖書的記載，讓那些現代藏書家們可望而不可及。1879年4月8日，他在索爾茲伯裡的三天鵝寫信給妻子：「我做了一筆大買賣，買了將近500本經濟學和政治學小冊子的藏書，大約每本半便士。其中有些尤為珍貴。有一本收有幾個世紀中價格的銅版圖示。有一兩本羅伯特·歐文的著作。我還搞到了這些藏書的精心謄寫的清單，宛如一個圖書目錄。」

　　1881年，他從巴黎寫信：「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在塞納河畔淘書。我已經搞到幾乎一整箱經濟學圖書，都很有科學價值和歷史價值，而價格卻低得不可思議。」

　　他的妻子記錄說：「在一個悠閒的下午，他盡享逛老書店之樂。他的溫和謙恭的態度——無論是當他地位較低時還是對那些比他低下的人都同樣如此——使店主們深受感動。在他經常光顧的書店中，起碼有兩個把他當作朋友看待。店主們都很樂意把那些他們認為適合於他的書留下來，直到他看過之後。」

　　去世之前，他已積有數千卷書，有的沿牆而列，有的放在走廊上，有的堆在閣樓裡。那時，這些書對他的妻子和家庭來說成了一個難題，後來移走這些書時也頗傷腦筋。移走的這些書後來逐漸分散於各處。1907年，曼徹斯特大學歐文斯學院圖書館被允許第一個挑走了他們想要的書，約有2400卷書被貼上特殊標簽積存在該圖書館中。其後，倫敦大學學院圖書館也有機會取走了幾百本。在剩餘的部分中，他的兒子H．S．傑文斯教授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用書，主要是一些較為現代的圖書，在他放棄阿拉哈巴德大學的教授職位時，他把這些書獻給了該校由他建立的有名的經濟學圖書館。傑文斯還藏有一些舊的銀行券，他把它們稱為「其他人幾乎不可能擁有的收藏品」。

　　六

　　我們已經對傑文斯在經濟學和統計學上的傑出貢獻做了一番巡禮。但這還遠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傑文斯作為邏輯學家的聲望堪與他的經濟學家的聲望相比。以現代觀點來判斷，邏輯學的英國學派在後穆勒時代未能維持下來，傑文斯與他的同時代人一樣，他們在邏輯學上的重要性在趨於下降。大約從1866－1876年，在他的工作的第二階段中，他佔用了大部分時間用於邏輯學的思考，這也成為（在歐文斯學院時一直如此）他的一大部分教學任務。在他一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半數以上是關於邏輯學的。其中，《科學原理，一篇關於邏輯學和科學方法的論文》是他篇幅最長的著作，並且在很多年裡被廣為使用。雖然如此，傑文斯在邏輯學發展中的作用也不能與他在經濟學以及統計學歷史上的地位相提並論。我在這裡就不再回顧他在這一知識領域中所做的貢獻。

　　在他一生中的最後十年裡，他發現自己有一種強烈願望，想以簡潔、清晰並且有趣的文風寫出他喜歡的專題的基本梗概。除了在美國印行的和以六七種外文印行的眾多版本之外，到目前為止，他的《邏輯學初級教程》（出版於1870年）售出了13萬本；《邏輯學入門》（1876年）售出了14．8萬本；《政治經濟學入門》（1878年）售出了9．8萬本。另一本內容較廣的基礎性著作，《貨幣與交換機理》（1875年）在本國已售出大約2萬本，另外，在美國銷量也很大，並曾一度出現廉價的盜版本。半個世紀裡，生活在大不列顛帝國、印度和自治領域的那些學習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初等學生們，實際上都是在傑文斯的著作哺育中長大的。

　　他的這些小冊子少有難懂之處，毫無沉悶之感，觀點鮮明肯定，沒有過分的教條主義，這對基礎教育來說，的確是再理想不過了。依據這些書，還可以給出簡單而明確的考試題。——傑文斯對此絕無責備之心，因為他是一個考試制度的崇信者，而考試制度是那個時代在教育和行政上的一個重大貢獻。他有一篇關於「束縛」的文章發表在《精神》（1877年）上，其中的結論值得引用：「針對大學考試制度可能會提出種種反對意見，我並不想一一加以批駁。我的目的只是要說明，無論是對智力施以嚴格而確定的訓練，還是從那些最能經受嚴格考驗的人中選拔人才，考試都是最有效的方式。這是對那些口口聲聲反對『束縛』的人所做的回答，我堅信，如果一種教育模式能使人成為嚴格、有序、公開的考試中的佼佼者，這必定是一種良好的教育體系。無論你把考試叫作什麼，不可否認的是，它能夠喚起智力、道德，甚至體力。無可辯駁的經驗已經證明了，考試使人很好地適應生活。

　　「這就是我對教育所持的觀點。我們不能認為教師的工作是去培養哲學家、學者和各種各樣的天才，因為同詩人一樣，他們都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來的。如同我上面已經說明的，教育者的工作也不是把那些對於指導生活有用的知識灌輸到學生頭腦中去，這才的確會成為『束縛』。教育的目標是開發頭腦的潛能，使學生們對後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種種經歷能夠清醒地認識、理智地對待。這是最重要的終極目的，被人們宣判為『束縛』的考試制度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精良、最有效的訓練體系。」

　　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時期，他對政府與社會經濟生活之間的關係尤為感興趣。在道德與感情方面，他是一個充滿熱情的個人主義者，這一特點他保持終生。早在1869年，他為曼徹斯特統計學會做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演說。他對各種各樣的免費醫院和醫療慈善機構大加痛惜。他認為它們敗壞了窮人的品格（他認為品格比健康更重要，並且與健康無關）。他說道：「我確信，我們針對免費的公共醫療處、診療所、醫院和大部分私人慈善機構這些醫療慈善事業所制定的政策是大有問題的。我想說的是，這些慈善機構使最窮困的階層滋長了對富裕階層的依賴感，他們為能從這裡得到日常用品而感到心滿意足，而我們本來應該引導他們自己養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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