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38)_凱恩斯

三八

　　然而，雖然李嘉圖沒有受過數學訓練，但他卻安然走過了數學推理中最易使人滑倒的部分，他的這一天才（這是穆勒所不具備的）使他成為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對他的這種熱切忠誠在我閱讀傑文斯的《原理》時達到了頂峰。《學術界》的編輯聽說我對這本書絞盡了腦汁，就請我撰寫評論。雖然四分之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了，我仍然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幾個憤怒的字眼幾乎被我寫進草稿之中，後來不得不刪去，用在其他地方，而後再次將其刪去……在經濟學的許多方面，我從傑文斯那裡學到的比從其他經濟學家那裡學到的要多。但是，在我的《原理》的序言中，我有義務向古諾、馮·屠能表達感激之情，而不是向傑文斯。」

　　這一段落揭示了這兩位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之所以相互缺乏認同感的原因，一個比由於方法相同而導致競爭更深刻的原因。這就是，雖然身份相異，但對李嘉圖這個預言者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個尚未解決的爭論，他們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這正是這個學科所要求的），但他們的立場卻恰恰相反。1875年，傑文斯致信福克斯韋爾教授：「我開始強烈地感到，在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從斯密經由馬爾薩斯到西尼爾的這一支是正確的一支，而從李嘉圖到穆勒這一支雖然也帶來了真理，但也帶來了同樣多的謬誤。」

　　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二版（1879年）序言中，傑文斯得出如下結論：「當經濟學的正確體系最終趨於建立的時候，就會發現，濫用才華的李嘉圖使經濟學誤入歧途，而他的崇拜者，同樣濫用才華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則在這條歧途上越走越遠。有些經濟學家，像馬爾薩斯和西尼爾，對正確的學說（雖然還沒有擺脫李嘉圖式的錯誤）有看好得多的理解力，但由於李嘉圖－穆勒學派的團結一致與影響力，他們大受排擠。在經濟學中重頭再來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對此，那些盼望經濟學能有所進步的人決不應畏縮不前。」

　　傑文斯對穆勒的強烈反感達到了病態的程度，這是人們所熟知的。1874年，他在一封信中寫道：「要想批評穆勒的著作而不招致敵意，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但當你在說我並不是出於脾氣暴躁和感情用事的時候，我希望並且相信你是對的。我所說過的以及將要說的有關穆勒先生的一切都是出於對他的著作的長期思考，我現在越來越確信，無論它們對於激發思考和引導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有多大的價值，它們都決不應該像一種新教義一樣強加在我們身上。」

　　在與他交往密切而比他年輕的人中，福克斯韋爾教授的觀點完全被他扭轉過來了，這是出於一種同情心的聯繫。但他不能原諒埃奇沃思，他們過去常常在漢普斯特德荒原上漫步，晚年又都居住該地附近，但埃奇沃斯居然「仍舊沉迷於穆勒的謬誤之中。」我認為，這有一些個人經歷上的根源。1860年，他從澳大利亞返回後不久，在大學學院攻讀文學學士學位。這時他自己的理論正在頭腦中醞釀。在心中他相信自己將成長為世界上唯一握有正確概念的經濟學家。對一個考生來說，這是一種危險的想法。

　　1860年6月，學院考試之後，他不得不承認：「在政治經濟學上，我不幸遭遇挫折，這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獨立地、富於獨創性地對這一學科進行研究，閱讀了成堆的優秀著作，而把那些平庸之作拋在一邊。當我滿懷信心能夠獲得第一名獎學金的時候，卻被排到第三或第四。我只能把這歸因於觀點分歧，它使得教授對我的回答心存偏見，但這卻是完全允許的。然而，在我拿出我的《經濟理論》的時候，我要大大地報復一下，我要在一個切實的基礎上重建這門科學。」

　　有趣的是，第一名獎學金被授與了H.H．科曾斯-哈代，他後來成為羅爾斯學校的校長，他比傑文斯小三歲。同年的幾個月之後，在政治經濟學的李嘉圖獎學金考試中，傑文斯擊敗了科曾斯-哈代，獲得了獎學金。還有，在六月的精神與邏輯哲學的考試中，傑文斯被列為第一（與西奧多·沃特豪斯一起）。所以，實際上，他沒有什麼值得抱怨的。然而這對他精神上的影響是奇怪的。當他成為歐文斯學院的教授時，他的學生們已經習慣了倫敦大學的考試方式。他想到，讓學生們遭受像他那樣的冷落是不公平的，他的良知使他沒有去講授他自己的個性化的教條。他在曼徹斯特的課程主要局限在對穆勒學說的陳述上。這是我很久以前從我父親那裡聽到的，他還告訴我，由於壓制自己的理論，使傑文斯對穆勒的厭惡之情達到頂點。最近我看到一本書，這是傑文斯課堂上一個學生認真記下的筆記，這本書證實了以上這些說法。

　　五

　　我在撰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傳記時，突出了其多才多藝特點，這看來是一位經濟學家的必備條件。傑文斯當然是這方面的典範。他在科學和實驗上的訓練使他諳於歸納研究，而他在邏輯能力和分析能力上的天賦又使他精通演繹，除了這些之外，他還獨有一種對歷史學，甚至對文物學的強烈偏好。從早年開始，傑文斯就懷有這種天然傾向，對於歸納性研究務求追本溯源，對於感興趣的理論則要探尋它的歷史淵源。在《煤炭問題》中，他使用歷史資料之豐富是非常顯著的，很少有其他經濟學家能做到這一點。他使用的參考文獻早至18世紀。在他研究太陽變化的時候，他把商業循環的歷史上溯到18世紀初期，並且考察了數個世紀的收成統計。由此，在經濟史領域中，他把自己塑造成為價格史和商業波動史方面的先驅。

　　他對經濟思想史和經濟理論史的興趣還不止於此。他在接觸每一個專題的時候，對於他關心的理論，他總要尋找出那些不知名或已被遺忘的先驅們。他在這方面最輝煌的貢獻就是發現了康替龍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意義。而最具實際意義的貢獻則是他在經濟文獻目錄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他把「數理經濟學著作、學術論文以及其他出版的作品」上的參考文獻的目錄集合起來，作為附錄發表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二版上。他在貨幣問題上的文獻目錄則附於《通貨與金融研究》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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