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24)_凱恩斯

二四

　　馬爾薩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機，一個憲法支持者對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顛的狀況的看法》，寫於1796年，這時馬爾薩斯對皮特政府的批評已是第13年。這篇文章沒能找到出版商。由奧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甚至人口問題已經引起他的興趣：「在人口問題上（他寫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觀點。他認為，人口是度量一國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國幸福與繁榮的增進，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說人口總數是富裕程度的標誌的話，它所代表的也僅是過去的富裕。」

　　1798年，馬爾薩斯32歲之際，匿名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對未來社會進步的影響；兼對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論進行評價》。

　　正是在與其父丹尼爾·馬爾薩斯的討論中，羅伯特·馬爾薩斯才逐漸為人所知並最終成名。這一典故來自於畢曉普·奧特，而他正是從馬爾薩斯本人那裡聽來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公正》出版。馬爾薩斯父子頻繁地談論未來社會的平等與幸福，父親抱有理想主義的觀點，兒子則抨擊這種觀點。畢曉普·奧特這樣描述說：「在與父親進行這種富有生氣的討論的時候，馬爾薩斯已經確立了他的事業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於人口增長快于人類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給人類社會進步造成的障礙。」為了使這一想法更成熟，他寫下他的論點的要義，這形成了後來的《人口原理》。我們不知道父親是否被兒子說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爾·馬爾薩斯強烈地感受到兒子手稿中的觀點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創造性，因此建議兒子將他的勞動成果公之於眾。

　　第一版是約5萬字的八開本，與後面諸版相比，這一版幾乎完全不同，並且更宜於傳世。五年以後以四開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時已成為約25萬字的三卷本。正如馬爾薩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釋的，第一版的寫作是「出於一時衝動，僅利用了在鄉村所能接觸到的少有的資料，」不過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內容一方面是與完美主義者的辯論，一方面證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儘管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這第一篇論文運用演繹的方法，富於哲理，文風大膽而精於修飾，語言華美，情緒飽滿；而在其後的諸版中，政治哲學讓位給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被社會學所做的證據歸納所掩蓋，這位年輕人在執政政府後期寫作時所具有的天賦和高漲熱情卻不見了。「冗長與毫無意義的重複」，這是柯勒律治寫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頁邊的評論：「難道這本四開本的書是在教導我們，貧窮將帶來巨大的苦難和罪惡，而在那些嘴多於麵包，頭顱多於腦力的地方，貧困必將達到極致嗎？」

　　第一版很難見到，可見它的發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馬爾薩斯聲稱他從自己的著作中獲得的收益總數不超過1000鎊），它一經面市，馬上就脫銷了，儘管五年之後才出了第二版。這本書立刻引起注意，小冊子之間的筆仗也隨即展開（據博納博士說，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來，這種筆仗就沒有停止過。反對者們提出理由抨擊那一在進化歷程中從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並且認為，在有意識地對幸福的追求中，人們敢於從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們手中奪得政權。

　　佩利本人被說服了，而他從前認為「一個國家可能遭受的最慘重的災難就是人口的衰減，人口的增長的目標，在所有國家都應當勝過其他一切政治目標。」《人口論》同樣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奧特記載了皮特與馬爾薩斯於1801年12月的一次會面：「碰巧這時皮特先生正對劍橋大學做一次競選訪問……在基督學院院長住宅舉行的晚餐會上，有幾個年輕的旅行者作陪，特別是羅伯特·馬爾薩斯等人。在談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雅法的大屠殺、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萊爾等輕鬆話題時，皮特先生也放鬆下來與大家閒談。」在1796年，皮特認為一個人多生孩子是「使國家富足」的行為，即使他全家都是窮人。而到了與馬爾薩斯見面的前一年，皮特卻放棄了他的新的《濟貧法》，在眾議院他解釋說，他這樣做是為了向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們表示敬意，「對他們的意見他必須要加以尊重，」據說，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達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類苦難的線索。《人口論》的重要性不在於那些新奇的事實；從這些事實中得出一個簡單的原理，並對這一原理做出極富衝擊性的強調，這才是此書的重要性所在。實際上，他的主導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紀的作家利用過，但由於表達拙劣而沒能引起世人注意。

　　這本書可以躋身於那些對思想進步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於人文科學的英格蘭傳統之中——植根於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思想傳統之中，在這一傳統之中，我認為，在情感上存在著不同尋常的延續性。從18世紀到現在，如果我要如此表達——這一傳統與這些名字聯繫在一起：洛克、休謨、亞當·斯密、佩利、本瑟姆、達爾文和穆勒，這一傳統表達著對真理的熱愛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沒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學，它代表了公正和民眾精神。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脈相承，在實際內容上也息息相聯。馬爾薩斯身列其間，當之無愧。

　　馬爾薩斯從他的演繹的劍橋方法——無論是數學學位獲得者佩利，還是一無神論者採用的方法——到後面諸版採用的歸納性論點的轉折起因於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為了搜集資料，訪問了瑞典、挪威、芬蘭和俄羅斯的一些地方，這些是當時對英國旅行者開放的少數的幾個國家。在1802年的短暫和平期間，他還訪問了法國與瑞士。北方的旅行是與基督學院的朋友奧特、克拉克和克裡普斯相伴而行。E．D．克拉克是個天生的旅行家和收藏家。馬爾薩斯和奧特被他的異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憊不堪，而對克拉克，這不過是稍作表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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