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15)_凱恩斯

一五

　　丘吉爾先生的下一個觀點，涉及總參謀部狹隘的地理眼界，雙方在覆蓋戰爭全部潛在領域的戰略和政治想像力的廣闊視野方面的無能。軍隊猶如磁鐵一般被彼此吸在一起。士兵們總是忙著辨清何處的敵人最精銳，然後就要求相當的或更多的兵力去迎擊他們，卻從不探察它何處最薄弱而向那兒推進。這是一個老的爭論話題，在這方面，我們久已瞭解丘吉爾先生持何種立場，勞埃德·喬治先生也是這種立場。我不知道這本書對他們的事是否補充了很多，但丘吉爾先生的第三個論點，我後面要談到的，我認為的確證實了政治家們不能安靜的洞察力之潛在價值，作為對勝利的暗示，作為總參謀部固執的僵化之對比。丘吉爾先生認為，德國人，特別是法爾肯海恩，在這方面犯的錯誤至少像我們那樣多。雙方的將軍們同樣支持西部人，他們的部署相互促進，都違背了各自政府的意願。

　　同這種狹隘的地理與政治視野相似的，是職業士兵們狹隘的科學眼光，他們在跟隨新的機械觀念方面出奇的遲緩——就如坦克史所昭示的那樣。坦克一出現，我們的參謀部就反對；即使在對它的效果充滿興趣之後，軍需部也從未在適當數量上對其提出需求。甚至在坦克存在之前，魯登道夫就已被提前告知其秘密，但他從未在較大規模上對它進行仿效。過量的炮兵和不合時宜的騎兵，甚至在1918年佔用了幾乎與機械武器同等、幾乎為坦克人員兩倍的英國兵員；同在飛機、機械武器、坦克和毒氣方面大規模集中人力的替代性政策相比較，這是腦瓜不適應的進一步的例證。除丘吉爾基於對1919年戰役的遠見而於1918年採納之外，這些替代性政策從未被採用。

　　第三個論點大概構成丘吉爾先生著作中最新奇有趣的部分，它涉及這方面：根據現在已從雙方資料中完全瞭解的結果來判斷，在西部前線的大規模進攻的實際價值如何。就是在這裡，存在著職業政治家和職業軍人之間最尖銳、最持久的分歧。除1917年勞埃德·喬治先生向著參謀部觀點的暫時轉變之外，職業政治家們一貫持這種意見：軍人們低估防禦的價值，而高估進攻的潛在收益；通過在西部前線猛攻敵軍已加強的部位，絕不會達到決定性結果。戰時內閣幾乎總是不變地反對1915、1916和1917年的「推進」。既然連任的內閣從這些可怕的進攻之中期望甚少，就沒有什麼能減少殘酷的與事無補的損失對他們思想的影響。

　　到了1917年底，一種局勢真的來到了，在這種局勢下，勞埃德·喬治先生避免了有關部隊被派渡海峽，然而他們確實需要被派駐在那裡；勞埃德·喬治先生這樣做，是因為他不相信自己的權力能阻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將他們送人曾發生於法國的大屠殺。「但因為帕欽德爾在首相和戰時內閣頭腦中引起的恐怖，」丘吉爾先生寫道，「黑格無疑已經提供了非常的、更為強大的增援。」丘吉爾先生的證據逐漸表明，在從阿斯奎思先生持久、堅決地反對徵兵開始，直到1917年冬天的這個插曲中，心腸軟弱的是那些政治家們，不過以軍事背景來看，總體上正確的也是他們。

　　在每次進攻之後，總參謀部都願意承認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他們傾向於以這種考慮來安慰自己：敵軍付出了重大損失，在消耗對手方面取得某些令人滿意的進步。丘吉爾先生指出，當時他就不相信這些結論，而且現在能尋找到的來自雙方的傷亡數字表明，幾乎每次進攻的結果，都是使進攻一方在人力上比以前更加削弱。弗雷德裡克·莫裡斯爵士在給《時代》的一封信中，對於這種對統計數字的解釋提出置疑。不過，即使丘吉爾先生在他的問題上走得太遠，他畢竟從總體上似乎已使它成立了。不尋常的是，正是1918年魯登道夫非常成功的進攻，真正為德國的最終瓦解鋪平了道路，並的確使之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

　　在丘吉爾先生的書中，最有趣的是他對盛行於雙方的最高司令部的人物類型的印象。他說：「總之，缺乏那種在歷史上偉大征服者中顯然存在的帝王-勇士-政治家的高度結合的人物。」除去約菲這個可能的例外，絕大多數最高司令官無疑在其職業上是有傑出才能的人。但在他們中占多數的是那種遲鈍的笨蛋類型，是那種神經比想像力發達得多的人。興登堡不是唯一的木頭形象。約菲、基奇納、黑格、羅伯遜、魯登道夫——他們也可以同樣被紀念。他們睡得酣，他們吃得香——什麼事情也無法使他們。已煩意亂。由於他們很少能夠自我解釋而寧願信賴他們的「直覺」，所以他們從來難以遭到反駁。丘吉爾先生引用了羅伯遜寫給黑格的一封信，在信中，羅伯遜建議堅持在西部發動進攻，「更多地是因為我的天性促使我堅持這一點，而不是由於任何我可據以支持它的好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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