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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第八章 溫斯頓·丘吉爾

  一、戰時的丘吉爾先生

  這部光輝著作並非是對史實的敘述。它是系列的插曲、連續的鳥瞰;設計它,是為了照亮這一偉大角逐的特定側面,證實作者關於現代戰爭行為——帶著廣闊的戰略觀點。這種構思有極大的好處。丘吉爾先生告訴了我們很多極其有趣的細節,這些細節我們大多數人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沒有在細節中迷失自我。他從戰略角度,看待關於戰爭行為的高層思想的基本問題。如大多數有價值的書一樣,這部書為一種目的而寫。他不像那些沉悶作家一樣假裝空洞的中立;在那些作家的頭腦中,最偉大、最令人激動的歷史事件不會不產生任何清晰的印象之痕而逝去。丘吉爾先生的著作,大概包含著最敏銳、最凝煉的智慧——他憑藉對內幕事實和事件主要發動者內在思想的瞭解,自始至終近距離地看到了這場戰爭。

  關於真理與錯誤存在於何處,他得出了清楚的結論——不僅僅是借助於以後發生的事件。在這裡,他以修辭的、但不過分華麗的語言,把這些告訴了我們。這自然意味著,有關他離得最切近的地方,他告訴我們的最多;有關他認為自己最明智的地方,他提出的批評最多。但在這樣做時,他試圖避免不適當的自我吹噓。他不追求報復,不展示敵意。即使是艦隊司令們和將軍們——他的分析的犧牲品,也沒有被太深地追究。阿斯奎思先生、勞埃德·喬治先生、鮑爾佛先生、博納·勞先生、愛德華·卡森爵士——他公正友好地談及他們,承認他們的一些品質,不去打擊那些因他們處在同一戰壕而的確提供過服務的人。丘吉爾先生比狄斯雷利以來的任何政治家寫得都出色。這部書,無論它的成見對錯與否,都將提高他的聲譽。

  丘吉爾先生的主要論點,等於這樣一種看法:從總的方面看,在每個國家,職業軍人、「黃銅帽們」(指高級軍官——譯者注)在有關軍事政策的重大問題上,一般是錯誤的——從事前爭論的標準來衡量,是錯誤的;從事後證據的標準來衡量,也是錯誤的——然而職業政治家,那些「僧袍」們,像亨利·威爾遜先生對他們的稱呼那樣(他自己也有一點「僧袍氣」),一般是正確的。這個問題,那時對一位局外觀察家來說,不可能對它作出判斷;這是因為,雖然問題似乎是,在戰爭的每個轉折點上每一方都犯了基本錯誤,但無人能在內閣和總參謀部之間劃分責任。

  在英格蘭,流行的意見是嘲笑那些將軍們——那些比我們的老滑稽劇朋友即「僧袍們」更生動、更光榮的人物,那些享受著從來無須公開作自我解釋的重大好處的人們。丘吉爾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判斷,他借助於如今從各方面都能獲得充足的資料,來說服我們,使我們相信:從總體上看,智慧在阿斯奎思、勞埃德·喬治和他自己以及布賴恩德、潘勒韋和克裡孟梭,以及貝思曼-霍勒韋甚至克朗王子那裡,而面臨危險或喪失戰爭的是黑格和羅伯遜,約菲和尼韋爾,法爾肯海恩和魯登道夫。

  讓我概述一下丘吉爾先生對總參謀部的訴狀吧。顯然,每一方都缺乏一個丘恩特·馬克西姆斯。未出現費畢阿斯來觀望、撤退、慫恿。「黃銅帽們」總是急不可待,急於展示他們擁有新型的攻擊武器——德國毒氣、德國U形艦艇、英國坦克——在他們已經擁有足夠的儲備來產生決定性結果之前;他們奔忙於他們致命的「推進」所導致的無濟於事的殺戮。戰略放棄,有意撤退,引誘敵人進入能夠被包抄的口袋內,所有這些屬￿戰爭的更高超想像的有利計劃,幾乎未被嘗試。

  1918年7月曼金面對福什的反向攻擊,是這類努力中為數不多的例子之一,然而法國和英國的參謀部都傾向於反對和不信任。參謀部的觀點自始至終基本上都是極端的——在攻擊方面,尋找敵軍最精銳的部分,猛衝過去;在防禦方面,英雄般地死在第一道戰壕裡。對於這條規則,只有兩個例外:1917年德國人向興登堡一線的撤退,和約翰·傑利科先生不變的態度。在門外漢看來,丘吉爾先生對日德蘭戰役的精彩分析表明,傑利科錯過了機會——他本來應該抓住的機會。不過,像丘吉爾先生承認的那樣,傑利科肩負著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的風險與責任的擔子,他是唯一屬￿任何一方的人,是一個可以在一個下午輸掉戰爭的人;他的確像一位成功的丘恩特那樣堅定不移,儘管他可能錯過了機會,但他自始至終未犯絲毫災難性錯誤。即使從丘吉爾先生有能力作出的尖銳批評的角度看,我也不認為人們希望這場戰爭會推出任何國家的任何其他人來負責北海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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