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8)_凱恩斯

八

　　◎第三章　三人委員會的一次會議

　　1919年4月29日，巴黎

　　4月底，威爾遜總統和意大利代表團之間的關於菲烏梅的辯論，達到高潮。部分地出自家鄉輿論之故，部分地作為對總統施加壓力，使之態度緩和一些的有策劃的虛張聲勢，意大利代表團撤離巴黎，並聲稱：他們將不再進一步參與這個會議進程，直到總統願意對他們重大的國家利益更加尊重為止。這件事對會議的影響效果，驚人地微弱。意大利的恫嚇受到了責駡。會議完全照常進行；現在少了一個盟國，這種狀態稍稍加速了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但意大利人的離去，產生了一種具有某些重要性的間接影響。它使比利時人的態度變得僵化了。因為，比利時人如此算計：儘管會議能夠鎮定自若地承受一位參加者的離席，但失去兩位參加者，卻將是真正嚴重的事情，將會損及在外部世界心目中的聲譽。因而，在於意大利恫嚇之上的比利時恫嚇，或許能比前者獲得更多得可觀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因而，比利時代表團選准這個時機，緊鑼密鼓地抱怨說，他們被四人委員會（現在減為三人委員會）不恰當地忽視了——這部分地是正確的。他們想借此機會，抬高和極大地徹底改變他們的身價。他們還有更多的優勢：雖然他們同其他歐洲代表團極為不和，但他們深受——他們認為如此——美國人的歡迎。在那裡，有親筆記錄的胡佛先生為他們的事情辯護；對總統來說，他們是「一群小人物」，因而宜於納為寵物；並且，首要之處是，既然比利時的要求同美國無任何關係，這兒就有了一種機會，可以使美國人以他國人民的代價，實踐他們強烈的利他主義嗜好。

　　這就是那種氛圍——在此氛圍中，1919年4月29日的三個委員會會議，因聽到比利時人的委屈而擱置。委員會聽到了比利時人對賠償支付之優先權的要求；還聽到了他們進一步的要求；根據他們的情形，德國應該對全部「戰爭費用」承擔責任，而不是僅僅承擔補償之責，其理由是，入侵比利時是破壞國際法的突破口，總統「十四點」之類的要求限制了賠償的一般範圍，不適用於他們。

　　漢基上校——委員會秘書，據我的記憶，那一天不在場，擔負秘書之職編寫正式備忘錄的任務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下面的內容，以當時同時作的一些非正式記錄為基礎。

　　三個人，無一例外地，都處於一種盛怒狀態。他們已經被意大利的恫嚇所困擾，現在又被比利時的恫嚇加倍困撓著。他們也被惹煩了。因為，在外交中存在著利益；比利時人可能打算在聽眾中說的話，並非對任何人都僅有微弱的利害關係。對於所謂比利時的重大犧牲和英勇忠誠之類的華麗辭藻，他們真是太熟悉了。

　　然而對M．海曼、範·德·赫維爾和M．範·德·維爾德來說，這是他們外出的日子，他們都不想使他們的固定發言被延遲。這一場景，正像我曾在別處描寫過的那樣。總統坐在壁爐較遠一側的沙發上，然後是比利時人；中間是克裡孟梭；總統的對面，是勞埃德·喬治先生，我跟一兩名別的秘書坐在他旁邊和後面的低椅上。M．海曼以讀一些信件為開端，開始提出比利時問題，對此無人理睬。克裡孟梭煞有介事地閉著雙目，將雙手疊放在肚子上，以使自己鎮靜。

　　總統坐在沙發一側，瀏覽著一張報紙。唯有勞埃德·喬治先生顯出參加議程的模樣，但也僅僅是對他身邊的我們這些人悄聲低語，以維持一簇批評之火焰；他的低語大意是說，M．海曼正處於最佳形象，他在外交方面是一個老式的裝腔作勢者，正試圖進行敲詐。然後是範·德·赫維爾先生以一種說謊似的聲音發言，這使英國首相感到非常有趣。勞埃德·喬治先生補充說，無論如何，範·德·赫維爾先生是極其孤芳自賞的。

　　第三位是社會學家，M．範·德·維爾德。在開始發言後不久，他說的什麼話驚醒了克裡孟梭先生；在三人中，克裡孟梭第一個開始在議程中發揮作用。可是，他幾乎剛剛張嘴說話，被他中途打斷的M．範·德·維爾德又不識時務地闡述起來，這位老紳士顯出耍脾氣孩童的臉色，聳著肩膀氣急敗壞地說，——「那好」，他說，「你如果不願聽我必須說的話，我就沒必要說了。」M．範·德·維爾德繼續發言，同其他人相比，他更稱得上是演說家。勞埃德·喬治先生指出，這傢伙確實很不簡單，可同與比利時的戰鬥相比，他對比利時的權利講得太多。實際上，比利時人絲毫沒有戰鬥，他們拒絕戰鬥。然而如今，他們企圖恃強淩弱。勞埃德·喬治先生無法容忍被欺淩。同澳大利亞相比，比利時有多少人曾浴血沙場呢？

　　這些準備好的發言，此時結束了。總統撂下他的報紙，提醒大家：他的良心無法應允比利時對戰爭費用提出要求，這將同「十四點」相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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