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73)_李光耀

七三

　　※第28章東姑要把我甩掉

　　從莫斯科回來後我去見東姑……對我這個有獨立看法，隨時準備爭論，必要時會獨自行動的人，他感到不舒服……他和敦拉紮克正在策劃馬來西亞成立後的局面，包括讓誰來主管新加坡，按照他們的命令辦事。我感覺東姑不再把我看成馴順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陳修信、林有福那樣的人，聽話、忠心耿耿。

　　9月8日內部安全委員會在新加坡開會，當時我已經動身到倫敦參加共和聯邦會議。這個委員會考慮了由聯邦和新加坡兩地警察總監聯合提出的一份報告。報告由新加坡政治部提呈，建議合併前分階段採取行動對付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取代伊斯邁的馬來西亞代表敦拉紮克要求立刻採取行動。

　　代表我出席會議的杜進才反對倉促行事。代表英國的薛爾克支持杜進才的立場。他說，雖然有威脅，卻不是非用暴力鎮壓不可。敦拉紮克不滿意，過後前往倫敦向桑迪斯提出這個課題。桑迪斯回答說，他要推遲行動，直到建立馬來西亞的立法在下議院辯論過後，也就是說，不會在第二年的2月之前。他相信採取逮捕行動無疑會引起不少人的批評，必須先考慮英國國內的反應。

　　敦拉紮克向東姑彙報之後，馬來亞方面要求10月再召開內部安全委員會會議，會上對有關逮捕的問題再度延期做出決定。但人民行動黨關注的主要是如何鞏固自身的地位，以及確保新加坡不受吉隆坡馬來領袖的支配和壓制。我向薛爾克強調，把逮捕行動推遲到合併之後最理想。我也向穆爾強調，在聯邦國會的15個新加坡議席舉行選舉之前，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我要讓社陣自由競爭。若是先把他們抓走了，再也沒有明顯的共產威脅，聯盟可能會贏得好些議席。後來桑迪斯的國務大臣蘭斯多恩勳爵說我"坦率得叫人吃驚"，竟然告訴他讓反對黨內保存少數親共分子對我有利。可我有我的理由。

　　從莫斯科回來後我去見東姑，接連幾天跟他在一起，對我這個有獨立看法，隨時準備爭論，必要時會獨自行動的人，他感到不舒服。我確實沒有暗中破壞他，卻也沒聽他的話，按他的意思就是服從他。他和敦拉紮克正在策劃馬來西亞成立之後的局面，包括讓誰來主管新加坡，按照他們的命令辦事。我感覺東姑不再把我看成馴順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陳修信、林有福那樣的人，聽話、忠心耿耿。東姑和敦拉紮克都喜歡吳慶瑞。但即使是吳慶瑞也不太"安全"，他太聰明，不易受勸說，也誘惑不了。

　　形勢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後告訴穆爾，我跟東姑的關係進一步惡化了。他的行動表明，馬來西亞成立之後他要甩掉我。在新加坡，陳修信正在下工夫重建反對黨馬華公會，敦拉紮克正在物色年輕的馬來領袖。最不祥的跡象是，東姑要求我釋放蔡和安。蔡和安是島上最大的華人私會黨的頭子，我們援引刑事法臨時條款拘留他。過去在選舉期間，他組織過對付人民行動黨支部工作人員的暴力活動。馬來西亞成立後，東姑有權釋放像他那樣的歹徒。為此我擔心支部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

　　我已經告訴薛爾克，東姑準備讓林有福卷士重來。阿末·依布拉欣去世後，三巴旺必須舉行補選，東姑提出人民行動黨應該靠邊站，讓他的候選人跟社陣鬥。這點我沒接受。我對薛爾克說："這是最愚蠢不過的做法。"薛爾克必定同意了我的看法，因為他向桑迪斯報告說，東姑推行的政策必敗無疑。東姑似乎認為可以利用逮捕行動來干擾社陣，把我和人民行動黨當成過時的政治力量甩掉，讓由林有福領導的新加坡人民聯盟——巫統——馬華公會——馬來亞印度國大黨的新聯盟崛起上臺。桑迪斯回復薛爾克的時候同意了他的看法，認為眼下我是治理新加坡島的最佳人選。

　　我之所以會對英國人推心置腹，是因為需要他們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計劃，向東姑證明扶持任由他擺佈的林有福政府上臺是愚不可及的。我告訴穆爾，我打算在新加坡選舉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聯盟，讓東姑和敦拉紮克看清他們非跟人民行動黨進行政治交易不可。我準備在馬來西亞協議於2月間在倫敦簽署之後，並在1963年8月落實之前，立即在新加坡舉行選舉，以選出在聯邦國會裡的15名新加坡議席代表。我會把現有51個選區三四個拼成一個，劃定15個選區。相信巫統會贏得一席；其餘14席，人民行動黨可能贏得8席甚至9席，比社陣多。

　　我也告訴穆爾，敦拉紮克和陳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強聯盟實力的行動毫無進展。他們猶豫不決、不曉得往後該怎麼辦，但無疑是想教訓人民行動黨。例如，《海峽時報》刊登評論說，編輯們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們，這只能意昧著他們獲得東姑的全力支持。這是他們向我宣戰，時機適當我會報復。還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廣播和電視，雖然雙方已經同意新加坡自行負責有關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節目。他們的目的是要約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選舉時期。與此同時，陳修信決心顯示財政方面他說了算，代表聯邦政府索取高於雙方所同意的稅收百分比。在組織共同市場方面他處處為難我們；有關決定只好推遲，讓專家們去研究。

　　11月27日會見蘭斯多恩勳爵時，我把在合併問題上遇到的困難坦率地告訴了他。在徵稅方面，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財務是聯邦的責任，卻不能同意讓吉隆坡來徵稅，然後才把應得的份額撥給我們。必須由新加坡來徵稅，然後把聯邦應得的份額交過去，否則我們會受到冷落。至於新聞和廣播的控制權．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溝通，這是最重要不過的。在聯邦手中，處理華人問題的手法將欠敏感，會犯嚴重錯誤，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誤。我追述了東姑的一個例子，說明他在印度的時候如何給自己製造了麻煩。1962年發生的中印邊境戰爭，誰對誰錯很難判斷，他卻譴責中國是侵略者。有人指出這對馬來亞華人的影響很壞，只有在這之後他才改變所用的詞語，把爭端說成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印度民主黨派之間的問題。

　　提過其他爭議點之後，我告訴蘭斯多恩，我跟東姑的個人關係不錯，政治上他卻要讓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著我解釋了要選出我們在聯邦國會的15個議席代表的打算。他擔心這樣做東姑可能有反應。我說東姑不會高興。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滿和失望，也會因此瞭解他在新加坡培養的人政治上完了，無論他怎麼照顧和公開支持他們，都不可能使他們復活。蘭斯多恩促請我開誠佈公地跟東姑談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關係。我說我很想這樣做，可東姑這人就是不能開門見山地談。跟他談話，他往往會支吾其詞，打趣收場，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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