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32)_李光耀

三二

　　§馬來亞大廈裡的談論

　　我們在中殿法學協會勉強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麼可口了。為了要取得律師資格，我們每個學段必須在協會的餐室「進晚餐」3次，這是所有學生都必須遵守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乘坐7個小時的火車，到帕丁頓車站。但這也讓我們有機會在布賴思斯頓廣場的馬來亞大廈，會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朋友。我們所談的，是留學倫敦的英國殖民地學生所喜歡談論的課題，那就是我們未來的自由鬥爭。在我的萊佛士學院同學當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躍的，如吳慶瑞和杜進才。

　　吳慶瑞是我就讀萊佛士學院時期的經濟學導師。他在倫敦經濟學院修讀理學士課程。杜進才則在倫敦大學攻讀生理學理學士課程。他們和其他幾個人組織了一個稱為「馬來亞論壇」的團體，目的是要在學生當中培養政治意識，同時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早日成立。論壇的成員來自所有種族群體，包括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歐亞裔。而論壇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它採取反殖立場，但主張非暴力，同馬來亞共產黨毫無關係。論壇的成員舉行集會時，往往邀請英國的政界人物、工黨政府的初級部長如伍德羅·懷亞特或是保守黨和自由党的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大談了一陣子之後，便從馬來亞大廈出來，到大理石拱門，並沿著埃格韋爾路一間一間地到酒廊痛飲一番。英國的啤酒糟透了，談而無味，又帶有濃濃的英國特有的「苦澀」味道。即使經過多年之後，我還是不喜歡英國啤酒。可是當年我們這些窮學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裡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談醇啤酒價錢很貴，威士忌則貴得叫人動也不敢動。我們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暢談我們回到新加坡之後所要幹的大事。

　　我離開英國之前，決定同馬來亞共產黨駐倫敦非正式代表林豐美接觸。林豐美于1934年獲得女皇獎學金，但是後來他對讀書失去興趣，卻被共產主義事業吸引。他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從未及格，劍橋大學學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倫敦，出版一份親馬共的油印小報，叫做《馬來亞箴言報》，內容糟透了，是一種粗糙的宣傳品。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傢伙。我打電話約他會面，他約我在《每日工人報》辦事處外見面。《每日工人報》是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設在艦隊街附近。我帶著芝一起去。芝認識他，原來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個怪人，不直接到我們能夠談話的地方，而是帶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穿過狹窄的街道，毫無必要地東轉西轉，最後才在一個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來。這地方顯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濃厚的無產階級氣息。開始時我們講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話，接著我單刀直入問他為什麼所有共產黨人都把他們統一戰線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一舉吞沒，並且引用共產黨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做例子。他極力否認這一點，而且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加入共產主義陣營，是因為深信共產主義事業比他們的優越。我認為他完全脫離現實，只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夢中，而他本人則是這個美夢中的一個偉大的革命家。

　　一兩個月後，我接到新加坡警察總監福爾傑的一封信。他認識我的父母，並且聽說我在康沃爾，就邀請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頓的老家作客。我們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興趣的，是衡量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感興趣的，是同他接觸，並且看看戰後的英國殖民地警察首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一起打高爾夫球。我的球藝很差，但卻度過了一個有意義的週末。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黨沒有聯繫，也不同情共產黨的作為，因為我們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 5月，我們到倫敦去，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那個週末，剛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們下榻的旅館，大門小門從早到晚一直砰砰作響，使我們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但考試結果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必須為不在倫敦而付出代價。因為不在倫敦，我們沒聽有關講師講課，而這些講師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們根據所教的新個案出考題。沒有人獲得一等文憑。我考獲二等文憑，名列第三；芝則考獲三等文憑。不過一切還算順利。1950年6月21日，我們根據典禮的要求，戴上假髮，穿上禮袍，在中殿法學協會的宴會大廳裡，獲頒律師資格。生命即將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興。回顧過去四年在英國的生活，我相當滿意快慰。我目睹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人民並不因為他們蒙受慘重的損失而淪為失敗主義者，也不因為在戰爭中取得勝利而變得傲慢自大。倫敦市區每一個被炸過的地方，都整理得乾乾淨淨，殘瓦斷垣都整齊地堆疊在一邊，有些還種上花草灌木，使廢墟顯得不那麼刺眼。這是英國人所表露出來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講究紀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自己人和外國人都彬彬有禮，令人敬佩。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駕車人士所表現的禮貌態度：你向有權先行的車子揮手示意，對方也向你揮手致謝。這真是一個文明社會。我也很懷念劍橋大學。就在這所大學裡，我跟不尋常的一代一起學習。他們都是20多歲的歸國戰士，有些甚至30多歲，結了婚，有孩子。他們親眼看過死亡與破壞，變成很認真嚴肅的人。有些人大難不死僥倖歸來。菲茨威廉就有一個學生因為所駕駛的飛機墜毀，臉部嚴重燒傷，儘管再三施行整容手術，看起來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戰勝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臉容毀損變形，頭幾次碰面會把陌生人嚇一跳，所以儘量表現出一種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憐的神態。由於不向命運低頭，他的生活過得最有意義，

　　當時的劍橋並不是屬那些只求玩樂、以華而不實的作風互相炫耀的年輕人的。不錯，校內有幾個在和平時期服役剛剛期滿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們是少數，起不了帶頭作用。倒是那些復員後入學的學生，也就是那些帶著醜陋的戰爭傷疤的學生，使戰後的劍橋大學成為一個學習如何收拾戰爭殘局的地方。我有幸跟這一代的英國人一同生活，一起學習。

　　當然，那時候也有過並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為我服務的英國男女，他們也許覺得服侍一個邋遢貧窮的亞洲學生有損尊嚴。有些女房東尤其刻薄和頑固。可也有像廷塔格爾的梅勒太太和倫敦中國協會的管理人傑克遜太太那樣的英國人，她們待我非常好。我負笈英國數年，最難以忘懷的就是傑克遜太太。會所設在戈登廣場的中國協會，是英國政府利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協會向所有華族學生開放。會所靠近倫敦市中心，我覺得對華族學生最為方便，何況地方又是那麼清靜。

　　傑克遜太太對所有學生都很友善，對我一開始便特別和藹。大學放假期間，由於我的地址從劍橋改為倫敦，又從倫敦改為劍橋，再從劍橋改為廷塔格爾，戈登廣場16號便成為我的通訊處，也是我們存放備用皮箱或書籍的地方。我和芝在倫敦沒有家，所以時常到中國協會去。我們可以在裡頭用熱水、肥皂和乾淨的臉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煙灰，一分錢也不必付，只需帶著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於協會會所免付租金，所以傑克遜太太也能夠給我們提供上好豐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於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戰後初期英國物資短缺的歲月裡，如果你不是外國留學生，你無法想像在倫敦租用起居兼臥室兩用的房子，生活是多麼困難和不便。房東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過後，我和芝便得離開房間，好讓房東太太打掃。我們只好到公共圖書館去讀書，午餐和晚餐則在餐館解決。因此能找到一個清潔寧靜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簡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況還是免費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