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李光耀:風雨獨立路 | 上頁 下頁
三〇


  ※第十章 有個奮鬥的目標

  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黨沒有聯繫,也不同情共產黨的作為……

  這期間,我和芝討論了兩人在英國的生活,並著眼于未來。我們認為最好趁12月聖誕假期靜悄悄地結婚,並嚴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親征求意見,他們一定會很不高興。格頓學院也未必會贊同;學院的學監就給我寫過信,提醒我這一點。女皇獎學金當局也可能表示異議。但我們都是20多歲的人,已經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們的一個來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們的真正動機,把當地的一家小旅館介紹給我們,認為那是歡度聖誕假期的理想地點。我們還可以到舉世聞名的莎士比亞劇院觀賞莎翁名劇。然而我們一到達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訴當地的婚姻註冊官,並在住上兩個星期後,便依照手續結婚了。我們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倫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攝政街給芝買一枚白金的結婚戒指。回到劍橋以後,芝用一條項鍊把戒指掛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儘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確保自己能夠達到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佈。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芝在法科第二階段資格考試中,獲得二等成績,她感到很失望。其實,她參加的不是榮譽學位考試,並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後兩人決定到歐陸度假兩星期。

  我們不想參加團體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後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處積滿污垢,陰沉一片,經過德國四年的佔領,情形更糟。幸虧德軍司令決定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時沒把整個城市摧毀。比起英國人來,法國人顯得很窮。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自豪和有組織。巴黎的公共交通比倫敦差得多,雙節長巴士看起來又古怪又笨拙,轉彎時不容易操縱。交通一片混亂,司機的態度都很粗魯。法國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櫃檯付款時,都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排隊。他們在車門口推推搡搡,上下車都亂擠一通,甚至他們在說「對不起,先生」時,也使勁把你推到一邊。巴黎的地鐵,票價比倫敦便宜許多。但在1948年那個時候,一般列車都很肮髒,通風設備又差,空氣不新鮮。車上的乘客只顧自己,很少替別人著想。在倫敦,男士會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女士,年輕人也會讓位給老年人。我離開巴黎時,心裡對英國人更加敬佩。在社會準則和政府給人民提供設施方面,法國肯定比英國低幾級;所謂設施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基礎設施。

  然而對講究吃的人來說,法國餐是頂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別美,醬料也異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簡單的涼拌菜,也蠻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紅又甜的番茄為料,加上少許橄欖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種,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國麵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過。尤其是法國麵包,比英國的鬆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國的標準菜肴了。

  我們乘夜班火車從巴黎到日內瓦去。醒來時,只覺得空氣很新鮮,氣候涼爽。日內瓦真是個潔淨無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車很少,來往川行的有軌電車都很乾淨;鮮花正在燈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麼澆水的)。我們下榻的布裡斯托爾旅館(戰前這家旅館的住客顯然都是英國人),所有的床都鋪上美麗的白被單,還有白桌布、白麵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乾乾淨淨,但是價錢一般比法國要貴。瑞士還是那麼純樸,戰爭既沒使物資匱乏,也沒帶來污穢、陰沉的景象。

  我們從日內瓦往南走,到洛桑和盧加諾。我們越南下,所見的城市就越肮髒。從同行的遊客口中,我們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處散發著臭味。於是,我們決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館預訂的客房,而在盧加諾多住幾天。我們從一家收費較便宜的旅館轉到另一家叫「輝煌」的旅館。這有什麼不好?人生難得有這麼一次。我們在盧加諾痛痛快快地過了五天。每天面對著壯麗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務,又有極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納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處的職員看著我,問我是不是華人。我說:「是的,不過,我是從新加坡來的。」對方說:「啊,蔣介石。」他不曉得我和中國人之間的區別。我並不以蔣介石為榮,因為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了中國大陸。其實我已料到歐洲人會一成不變地把我看成中國人。我們這幾天所過的,依然是有生以來最快樂的假期,觀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濱。我發覺瑞士人很守紀律,做事能幹有效,又很講究實際,而且待人態度得體,禮貌周到,只是不夠熱情。他們不會要求你幫什麼忙,反過來他們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總之,他們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劍橋之後不久,弟弟金耀也從美國到英國來,跟我們在一起。他隨身帶著精美昂貴的尼龍絲襪、可以快速晾乾的襯衫以及漂亮的行李——這一切都是在經濟緊縮的英國買不到的。美國看來像個物產豐富的仙境,也像童話中溢流著牛乳和蜜糖的豐饒羊角。因此,我早年對美國的印象是,一個資源豐富、物質條件優越的社會。但是,我卻跟英國人抱著同樣的看法,認為美國人缺乏經古老文明薰陶的高雅素質。他們過於急功近利,過於魯莽急躁,過於雄心勃勃,認為世界上沒有做不成的事,也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10月,我們開始修讀最後一年的課程。我們井井有條地做功課,並埋頭苦讀。上課聽講,撰寫論文,做作業交給督導審閱,也到圖書館讀書,或是在「哈裡斯上尉的馬廄」我租用的房間裡溫習功課。但是生活並非只是讀書。有時在週末或傍晚,我會騎腳踏車到格頓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裡的煤氣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請楊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萊佛士學院的同學,剛到英國修讀法科。有時,我把一個星期配給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黃油麵條、雞肉(取代豬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條」,吃起來也蠻可口。

  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已經做了適當的調整,而且同有關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聯繫。我能夠請劍橋大學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導輔導我,他們都是三一法學院的研究員;三一法學院是當時劍橋大學的主要法學院。第一年年底我考獲一等成績之後,就能夠說服他們做我的督導,雖然當時我是菲茨威廉的學生。這些督導來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導是特雷弗·托馬斯,他心地很好,腦筋靈活,條理分明。

  我同幾個英國學生結交,他們多數是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的活躍分子,後來在1950年的大選中,以工党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餘的修讀法學的各種分科,後來成為國際法、比較法和工業法的傑出教授。他們是一批聰明絕頂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 2月,我代表劍橋大學到牛津大學參加模擬法庭的辯論會(正式辯論),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見習律師似乎抓不到有關法律問題的細微點。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臉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時,對我讚譽有加。但是,我沒參加過劍橋學生聯合會的任何辯論會。我認為這麼早就道出心裡話,是不明智之舉。等我們返回新加坡,同朋友們商定所要採取的路線之後再表露也不遲。

  不過,我在倫敦期間,倒有幾次到下議院聽演講。有些工党議員對殖民地學生極為友善(反之,保守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的自由願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頓和斯勞區工党議員芬納·布羅克韋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大廳裡跟我會面,以便把入門券送給我,好讓我到旁聽席旁聽。工黨裡有一些著名的演說家。記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國會旁聽時,見識了工党議員斯塔福·克裡普斯如何以銳利的言辭,把保守黨影子內閣的殖民部大臣駁斥得毫無招架的餘地。他是一個頭腦敏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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