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17)_李光耀

一七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到1944年9月，我們之間的友誼發展到我可以邀請楊玉麟夫婦和柯玉芝（現在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華人酒樓，參加我慶祝21歲生日的晚宴。這是我第一次邀請她外出。不錯，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孩子接受邀請，參加一個年輕人的21歲生日宴會，可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

　　製造膠水的工作維持了六七個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這時候，戰事對日本極為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來，貿易停頓，商業更是委靡不振，一般辦公室用不著膠水了。我只好停止生產，但卻繼續到中巴魯探望芝，跟她聊天，保持我們的友誼。

　　到了5月，日本軍隊嘗試從緬甸攻入印度，卻在英帕爾和科希馬兩地受挫。史林將軍麾下的英軍和印度部隊堅守陣地，頂住了日軍兩個月的圍攻，反而是日軍給養斷絕。日軍的交通線從東京伸展到泰國、緬甸和印度，英軍方面的交通線卻短得多，何況他們還有空運支援。這一次，可輪到日軍棄甲而逃了。可是，他們一面撤退，一面仍奮不顧身同英軍展開激烈的戰鬥。我記得在報上看到新聞說當英軍向曼德勒挺進，並沿著若開海岸南下時，日軍怎樣拼死進行頑強的抵抗。我敢肯定，英軍不久將會以同樣的方式，沿著馬來半島大舉推進，我擔心到時日軍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這一來，英軍要收復新加坡，必須同日軍逐街逐屋戰鬥到底，造成平民的慘重傷亡。發生這種事情只是時間問題，也許只要一兩年。

　　我覺得最好趁局勢還很平靜的時候離開新加坡。我可以向報道部辭職，沒有人會懷疑我的動機。於是，我請幾天假，北上馬來亞。我到檳城和金馬侖高原實地探查，要瞭解哪一個地方比較安全。我乘火車從新加坡到檳城，再轉到打巴。從打巴到金馬侖高原，我搭一輛運菜的順風車，坐在司機旁邊。在金馬侖高原度過兩晚後，我同樣搭順風車回到打巴。來回的路程很嚇人。為了節省汽油，司機在兩個半小時的行程中，大半時間把引擎熄掉，讓車子沿著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檳城的時候住在韓瑞生家裡。1942年，在日本佔領新加坡大約四個月之後，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兒送回檳城，然後寄宿在納福路我家，每月付點膳宿費。我們兩人共用一個房間，成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個月後，他認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檳城去了。畢業那年，他是萊佛士學院成績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為當年海峽殖民地常年徵聘的兩名公務員之一（他後來成為我們的財政部長）。但是，政府給他的薪水很少，配給品也不夠，總之他所賺的錢不夠養家，便決定回檳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我在檳城四處走動時，雖然很少看到軍事活動，但是我不認為那裡會平安無事。英軍在南下新加坡時，必然以檳城作為墊腳石。到時，免不了會發生巷戰，雙方的軍隊會逐房逐屋打下去。於是，我繼續前往金馬侖高原，莫裡斯·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讀於萊佛士學院時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儲蓄過活，同時種些蔬菜和塊根作物。我這次旅途的全部費用，就靠半打鋤頭賣來的錢。這半打鋤頭是我從新加坡買來的，脫手時賺了一大筆。這裡的農夫正迫切需要這種鋼制鋤頭來幹活。我乘火車回新加坡時，買了一籃漂亮新鮮的蔬菜，都是新加坡無法買到的。我花了一天半的時間，一直守著這籃菜。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親商量，我們認定最好是搬到金馬侖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納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權賣給一批在「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們付給我們為數相當可觀的6萬元香蕉票，好讓我們遷出，把這座租金受統制的房屋移交給他們。接著，我向報道部遞交了一個月的辭職通知。

　　§有人跟蹤我

　　離職前一天，我在國泰大廈乘電梯下樓時，那位自從相識後跟我很要好的電梯管理員，偷偷兒地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我在日本憲兵隊辦事處的檔案已經被取了出來，當局對我特別注意。我不寒而慄，心想究竟是什麼事引起他們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準備面對即將到來的盤問。但是，日本憲兵並沒有傳召我去，而是從那一刻起，我開始覺得有人在跟蹤我。不論白天晚上，總有人跟在我後頭。我始終不明白，到底是為了什麼。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過，唯—的結論是有人向日本憲兵密告我是親英分子，說我把對日本極為不利的戰爭消息洩漏出去，這就是我要離職的原因。每次至少有兩個人出現在維多利亞街我們新搬進來的店屋外面。我們是在遷出納福路的房子之後，搬到這座店屋來的。房東是父親的雇主，也就是亞歷山大路的油供部門。其實它是一個剛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著一桶桶的潤滑油，地下還埋著一個汽油箱。樓上是住房，還有浴室和廚房。

　　為了證實我的確被跟蹤，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從樓上窗口向下窺視，注意那兩個華人的動靜。他們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維多利亞街角頭的一張凳子上，兩輛腳踏車就停在附近。後來，我故意騎腳踏車在這個街區繞一圈。我回來後，兩個弟弟證實我一出門，那兩個人也跟著走；我回來時，他們也跟著來。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這情形告訴母親，而且認定我還是不要離開新加坡為妙。如果我嘗試離開，日本憲兵很可能把我拉到憲兵部去，進行嚴厲的盤問。假如我留下來，大大方方的四處走動，從事黑市買賣和製造膠水，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相信日本憲兵不會找我的麻煩。

　　這種捉迷藏的遊戲延續了八個星期左右。偶爾在淩晨兩三點夜深人靜時，一輛汽車突然間從維多利亞街經過，停在這條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處。這時候，我一想到日本憲兵可能來找我，心裡頭所產生的恐懼感是很難形容的。跟多數人一樣，我聽說過日本憲兵拷打人時手段是多麼毒辣。他們戴著白色的臂章，上面印著「憲兵」兩個紅字。他們的權力是不容置疑的，就連高級軍官也不敢過問。他們的總部設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分部分別設在歐思禮坡、史密斯街和橋南路中央警署。住在這些憲兵部附近的人家說，他們經常聽到受害者遭拷打時的哀號聲。日本憲兵料想這些聲音會使鄰近的人家產生恐懼的心理，他們會把內心的害怕傳開去。這是日本政府故意採取的一種方法，目的在於恐嚇當地的老百姓，使他們服服帖帖，易於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組織和傳播同盟國消息的網絡都沒有聯繫。我沒有必要秘密收聽任何無線電廣播，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處理西方的新聞報道。我下定決心，如果不幸被捕，我會告訴他們我所害怕發生的事，就是英軍攻佔緬甸後，將會著手收復馬來亞」從而揮軍南下攻打新加坡。屆時，日軍勢必作戰到底。因此，我曾打算離開新加坡，到金馬侖高原種木薯、番薯和蔬菜，因為金馬侖不是英軍南下時的必經之道。我將提出證據，說明曾經到過檳城和金馬侖，兩個月後母親和弟弟也跟著去，以證實我的估計，也就是金馬侖是我們舉家遷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憲兵對我的監視突然停止了。前後被監視了兩個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於缺乏需求，我不再製造膠水了。後來，我跟一個名叫劉友霖的上海人合夥搞生意。他大約三十五六歲，從事建築業，是個小承包商。他沒有合夥人。我能講日語，他不能。我們能夠從日本公司和駐紮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隊那裡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為了擴大我們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觸範圍，我們也跟一個叫做影山的合夥。他是一個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歲，是「組合」的雇員。由於日本船隻不斷被同盟國擊沉，商品越來越少，「組合」裡沒有什麼事可做，他便決定自行創業，充當日本大公司、軍部和本地供應商的中間人。他和我相輔相成。劉友霖有建築專長，而且跟我們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磚工向來有聯繫。我們三人合作，生活過得相當不錯。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