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8)_李光耀

八

　　§名聞全校被戲弄

　　在萊佛士學院度過的第一年，不像在萊佛士書院第一年那麼順心。當時有個傳統，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學期。我成績最好，名聞全校。也許由於長得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選中我作為戲弄的對象，尤其是一個名叫埃伯特的歐亞裔學生。埃伯特個兒小，皮膚黝黑，精瘦結實，是個令人討厭的傢伙。他是個出色的運動員，卻有強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順從，但他看得出我內心反感，因此覺得格外開心。我從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強一個班級或一連的見習軍官的團結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著一個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彈子前進；不得不系一條破舊的綠色領帶，走在新生前頭，舉著一面不像話的綠色旗子。這一切毫無意義，然而我照做不誤。這是我要加入這個既不成熟而且在發展錯誤傳統的學院所應付出的部分代價。第二年輪到我有機會作弄新生，我公開反對，設法勸同學們別這樣做，但不成功。自己當新生時嘗過苦頭，卻發洩在後來人身上，這樣的做法我堅決反對。

　　除此以外，我們上課還得系領帶穿外套。講堂沒有冷氣，科學樓的一間西曬教室，成了名副其實的烤爐。汗流狹背坐在風口，准會傷風咳嗽。經常輪番處身於涼風習習的地點和濕熱的房間，我覺得渾身不自在。總的說來，第一年我過得很窩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環境裡，吃倒胃口的學院飯食，跟19個同學住同一座宿舍，這些都使我有一種失落感。

　　第二年從C座換到位置比較好的E座，房間涼快宜人。但是過去一年心裡鬧彆扭，又經常傷風咳嗽，肯定影響了學業。記得一個學期末了，我連數學也排不上榜首。儘管如此，1941年3月學年結束時，我的成績依然不錯，理論數學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經濟高居榜首，第三科歷史好像也是這樣。統計是經濟試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數比她稍高。但我很不開心，知道爭取女皇獎學金將面臨激烈的競爭。

　　§接觸大馬來主義政治

　　過後回顧當年的情形，才發現在萊佛士學院求學的階段是我接觸大馬來主義政治的開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對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馬來人慣於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樣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長的馬來人。在馬來聯邦③，尤其是在馬來屬邦④，馬來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在社會上佔有支配地位。在馬來聯邦，萊佛士學院獎學金供非馬來人申請的總共只有五份，馬來人卻有更多份額可供選擇申請；在馬來屬邦也一樣。每年入學的100名學生當中，有20名馬來學生是來自內地各州，獎學金由州政府提供。

　　③馬來聯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蘭莪、彭亨和森美蘭四個馬來土邦組成，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駐紮官駐於各邦。

　　④馬來屬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蘭丹和丁加奴五個馬來土邦組成。于20世紀初受英國保護，英國派有顧問官駐于各邦。

　　馬來人團結意識很強。我後來發現，那是由於他們覺得受威脅，怕被充滿活力、刻苦耐勞的外來民族——華族和印族壓倒。有兩個當年跟我同年的馬來同學後來成了傑出的領袖，其中一個是馬來西亞前首相敦拉紮克。敦拉紮克是我英語和經濟課的同班同學，卻跟我談不來。他是彭亨州的貴族，跟其他馬來學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們都尊敬他。跟我相處得來的是平民，有兩個是學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時期在直落古樓小學和萊佛士書院交上了馬來朋友，馬來語說得流利。但是我很快發現，他們對待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的態度跟新加坡馬來人完全兩樣。第二年一個來自吉打州的馬來學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訴我：「對我們馬來人來說，你們華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聰明了。吉打州華人太多了，我們受不了這樣的壓力。」他所說的壓力，是爭飯碗、爭生意，在學校和大學裡爭名次。馬來人是土著，新來的移民比他們聰明得多，競爭能力強得多，決心也大得多，他們怕高等職位給這些移民搶走。也許由於華人和印度人表現比較好，信心比較足，他們沒有像馬來人那樣的團結意識。他們不覺得受威脅，因此不講團結。

　　有一件事在我腦海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學年，學生們對萊佛士學院學生會在舊海景大酒店舉辦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滿。非馬來學生向學生會提出了投訴，學生會義務秘書翁姑阿茲毫不客氣地作出尖銳傲慢的反應，使他們光火。於是少數學生開始採取行動，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批評他，解除他的職務。但他是馬來人——他後來成為馬來亞大學第一個馬來人校長。隨著徵集簽名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的運動進入高潮，馬來學生團結在他周圍。他們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職務的話，他們就集體退會。這是對非馬來學生的挑戰。同學們找我，要我第一個起來發言，表明大家對翁姑阿茲的不滿。我沒參加晚宴，跟翁姑阿茲沒什麼過不去。但既然沒入願意做這樣的事，我決定接受他們的要求。大會在一個星期六下午召開，當天很多學生離開了學院，想來是不希望參與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學出席了，馬來學生全體到會。會場上情況很緊張，種族主義氣氛很濃。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親馬來族、反對外來移民的大馬來主義。我不卑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態度堅定。翁姑阿茲發言反駁了有關他粗暴無禮的指責。我當時能感受到，大約80名在場的學生對這次的對抗非常不安。表決時支持翁姑阿茲的馬來票占多數，學生會沒有分裂。不過，非馬來學生覺得他們已經表達了不滿。過後這件事在我腦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們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遇到了類似的問題才記起來。

　　當年是競爭對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恆友誼的年代。進入萊佛士書院和萊佛士學院對我有利。後來，萊佛士書院最優秀的學生在政府部門和商業機構裡表現良好，萊佛士學院的也一樣。

　　關世強在萊佛士書院比我高兩班，是個高才生，數學、英語和華語都很好，會拉小提琴，也是個藝術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發明取得專利。在萊佛士學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飯前都練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習慣了這琴聲。儘管他用了弱音器，琴聲仍然越過矮牆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裡迴響。他當上了教師，最後出任教育部常任秘書。後來我委任他為新加坡大學校長。他退休後擔任新加坡駐馬尼拉大使，60多歲死於癌症，對我們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

　　我在萊佛士學院結識的許多人，後來跟我一起參加政治活動。其中一個是杜進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屆。他沉默寡言，做事堅定不移，也很勤奮和有條理。另一個是吳慶瑞，他是經濟導師，頭腦一流，不善言詞，寫作條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開始當律師時，已經有許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的政府部門和專業領域裡擔任要職。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哪怕彼此不認識，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對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學校聯繫起著很好的作用，馬來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動活躍起來之前，當權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國人手中的時候，馬來半島內地的馬來人並沒有敵視我。我跟許多內地馬來人交上了朋友，包括兩位審理過我所辦案件的巡迴法官。

　　英國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優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學生，使他們成為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網絡。我們進過類似的學校，讀過同樣的課本，有著某些共同的處世態度和性格特點。這種鼓勵學生通過談吐、作風、衣著和辦事方式來建立聯絡網的學校制度，並不是英國公學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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