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我看蘇青(4)

我看蘇青(4)

　　然而她現在似乎是真的有一點疲倦了。事業、戀愛、小孩在身邊，母親在故鄉的匪氛中，弟弟在內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問題，許許多多牽掛。照她這樣生命力強烈的人，其實就有再多的拖泥帶水也不至於累倒了的，還是因為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塊，缺少統一的感情的緣故。如果可以把戀愛隔開來作為生命的一部，一科，題作「戀愛」，那樣的戀愛還是代用品吧？

　　蘇青同我談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氣概，不是小白臉，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點也不妨，又還有點落拓不羈。他們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常常請客，來往的朋友都是談得來的，女朋友當然也很多，不過都是年紀比她略大兩歲，容貌比她略微差一點的，免得麻煩。丈夫的職業性質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麼家庭生活也不至於太刻板無變化。丈夫不在的時候也可以勻出時間來應酬女朋友（因為到底還是不放心）。偶爾生一場病，朋友都來慰問，帶了吃的來，還有花，電話鈴聲不斷。

　　絕對不是過份的要求，然而這裡面的一種生活空氣還是早兩年的，現在已經沒有了。當然不是說現在沒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請客吃飯。——是那種安定時感情。要一個人為她製造整個的社會氣氛，的確很難，但這是個性的問題。越是亂世，個性越是突出，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難當然是難找。如果感到時間逼促，那麼，真的要說逼促，她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中國人嘴裡的「花信年華」，不是已經有遲暮之感了嗎？可是我從小看到的，僅有許多三四十歲的美婦人。《傾城之戀》裡的白流蘇，在我原來的想像中決不止三十歲，因為恐怕這一點不能為讀者大眾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歲（恰巧與蘇青同年，後來我發現）。我見到的那些人，當然她們是保養得好，不像現代職業女性的勞苦。有一次我和朋友談話之中研究出來一條道理，駐顏有術的亥人總是：（一）身體相當好，（二）生活安定，（三）心裡不安定。因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時時注意到自己的體格容貌，知道當心。普通的確是如此。蘇青現在是可以生活得很從容的，她的美又是最容易保持的那一種，有輪廓，有神氣的。——這一節，都是惹人見笑的話，可是實在很要緊——有幾個女人是為了她靈魂的美而被愛。

　　我們家的女傭，男人是個不成器的裁縫。然而那一天空襲以後，我在昏夜的馬路上遇見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們的公寓，慰問老婆孩子，倒是感動人的。我把這個告訴蘇青，她也說：「是的……」稍稍沉默了一下。逃難起來，她是只有她保護人，沒有人保護她的，所以她近來特別地膽小，多幻想，一個慣壞了的小女孩在夢魘的黑暗裡。她忽然地會說：「如果炸彈把我的眼睛炸壞了，以後寫稿子還得嘴裡念出來叫別人記，那多要命呢——」，這不像她平常的為人。心境好—點的話，不論在什麼樣的患難中，她還是有一種生之爛漫。多遇見患難，於她只有好處；多一點技枝節節，就多開一點花。

　　本來我想寫一篇文章關於幾個古美人，總是寫不好。裡面提到楊貴妃。楊貴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歲的時候，唐明皇的愛她，沒有一點倦意。我想她決不是單靠著口才和一點狡智，也不是因為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具有肉體美的女人，還是因為她的為人的親熱，熱鬧。有了錢，就有熱鬧，這是很普遍的一個錯誤的觀念。帝王家的富貴，天寶年間的燈節，火樹銀花，唐明星與妃嬪坐在樓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樓下參拜；皇親國戚攢珠嵌寶的車子，路上向裡窺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氣經月不散；生活在那樣迷離恍憾的戲臺上的輝煌裡，越是需要一個著實的親人。所以唐明皇喜歡楊貴紀，因為她於他是一個妻而不是「臣妻」。我們看楊據梅紀爭寵的經過，楊把幾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簡直是「本埠新聞」裡的故事，與歷代官閹的陰謀，詭秘森慘的，大不相同。也就是這種地步，使他們親近人生，使我們千載之下還能夠親近他們。

　　楊貴妃的熱鬧，我想是像一種陶瓷的湯壺，溫潤如玉的，在腳頭，裡面的水漸漸冷去的時候，令人感到溫柔的倔帳。蘇青卻是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看得見紅焰焰的光，聽得見嘩栗剝落的爆炸，可是比較難伺候，添煤添柴，煙氣嗆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畫，畫著個老女僕，伸手向火。慘淡的隆冬的色調，灰褐，紫褐。她彎腰坐著，龐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爐四面八方包圍起來，圍裙底下，她身上各處都發出淒淒的冷氣，就像要把火爐吹滅了。由此我想到蘇青。整個的社會到蘇青那裡去取暖，撲出—陣陣的冷風——真是寒冷的天氣呀，從來沒這麼冷過！

　　所以我同蘇青談話，到後來常常有點戀戀不捨的。為什麼這樣，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氣話也沒有的！甚至於我說出話來你都不一定立刻聽得懂。」那一半是因為方言的關係，但我也實在是遲鈍。我抱歉地笑著說：「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辦法呢？可是你知道，只要有多一點的時間，隨便你說什麼我都能夠懂得的。」她說：「是的。我知道……你能夠完全懂得的。不過，女朋友至多只能夠懂得，要是男朋友能夠安慰。」她這一類的雋語，向來是聽上去有點過分，可笑，仔細想起來卻是結實的真實。

　　常常她有精彩的議論，我就說：「你為什麼不把這個寫下來呢？」她卻睜大了眼睛，很詫異似地，把臉色正了一正，說：「這個怎麼可以寫呢？」然而她過後也許想著，張愛玲說可以寫，大約不至於觸犯了非劄勿視的人們，因為，隔不了多少天，這一節意見還是在她的文章裡出現了。這我覺得很榮幸。

　　她看到這篇文章，指出幾節來說：「這句話說得有道理。」我笑起來了：「是你自己說的呀——當然你覺得有道理了！」關於進取心，她說：「是的，總覺得要向上，向上，雖然很朦朧，究竟怎樣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呢？」我說：「我想是有的。可是最俠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歎息，說：「那有什麼好呢？到那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裡，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

　　她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在黃昏的陽臺上，驟然看到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服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著：「這是亂世。」晚煙裡，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障。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總是自傷、自憐的意思罷，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廣大的解釋的。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這些話來對蘇青說，我可以想像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著我，一面聽，一面想：「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大概是藝術吧？」一看見她那樣的眼色，我就說不下去，笑了。

　　（原刊1945年4月《天地》月刊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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