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集·卷一百一《太祖實錄》辨證一

卷一百一《太祖實錄》辨證一

　　太祖高皇帝以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壬戌十八日丁醜未時降誕于鐘離。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高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婁星複明。周世宗征淮，以荊、塗二山，乃濠州之朝岡，有王者氣，命斷之。有梅族居此，因曰斷梅山。後三百年，而太祖出焉。元末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我太祖定都建康，改至正二十七年為吳元年，實丁未也。

　　壬辰二月，亂兵焚皇覺寺，上無所避難，甚憂之，乃禱於神。（云云）

　　從《實錄》則太祖憂亂避兵，禱于伽藍神，固守旬月，而後有相招迫脅之事。以《皇陵碑》及禦制文集考之，則先有相招迫脅之事，而後禱於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丕椋因取以占其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較以上至節度使皆不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晏元獻為留守，題詩廟中曰：「庚庚大橫兆，謦咳如有聞。」帝王之興，一何其相類也？

　　壬辰閏三月甲戌朔，上入濠城，郭子興留置左右。

　　《滁陽王廟碑》雲：「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王親馳活之。」《實錄》雲：「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親馳之與遣人，其緩急則有間矣。《廟碑》為太祖親稿以授張來儀者，《實錄》不據此，何也？

　　居數月，子興與妻張氏謀以馬公季女妻上，張氏曰：「吾意亦如此。」子興意遂決。即孝慈高皇后。

　　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張氏。據張來儀《廟碑》，初勸滁陽館高帝於貳室者，次夫人也。滁陽被械，攜二子從高帝奔告魯淮者，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為上妃，生三王二公主。人知滁陽能識真主于魚服之中，不知皆次夫人啟之也。滁陽夫人生三子，皆與高帝不協。而次夫人獨能知高帝，且以其子相托。當滁陽信讒疑忌，高帝憂疑疾之時，其所以周旋側陋，解釋都洌又可知矣。高帝親稿滁陽事實，蓋亦深著次夫人之功。而《實錄》但雲子興夫人張氏，盡沒其實，大失高帝之意。餘故表而出之。

　　癸巳冬，彭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

　　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雲：「彭、趙二帥既據濠州，挾德崖等為己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記》記二姓僭稱，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雲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為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淩辱人。所謂當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為正。又按《元史　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往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於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雲未逾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云。按《順帝紀》又于丁酉歲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天潢玉牒》俱雲：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雲：先是芝麻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未幾奔山東，依宋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己亥歲，君用殺毛貴，旋為續繼祖所殺。獨早住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梅思祖以淮安降，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歸張氏，複食其祿。」則數年之內，君用輩披猖淮、泗間，略可想見。惜紀載闕如，無從援據耳。姑書此以訂《實錄》之誤。

　　甲午七月，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置幕下，俾掌書記。

　　鄭曉《名臣記》雲：上嘗與善長從容談論天下事。善長稱上豁達大度，類漢高祖，天下不足定也。上因問善長：「卿可方蕭何，徐達可方韓信，誰可方張良者？」善長稱金華宋濂。上曰：「孤所聞青田有劉基。」按高皇帝是時居滁陽甥館，名位在諸將之後，安得偃然稱孤，以漢高君臣相命？善長典司書記，上戒令勿言諸將得失，遑及其他。龍鳳戊戌克婺，上始召見濂，庚子克處，始有人薦基。此時殆未必知有兩人也。流俗有《英烈傳》，稱太祖三顧中山，中山談經世大略，仿佛如韓侯、葛生。識者嗤之。不謂鄭氏通儒，亦剽取俗說如此。又黃金《開國功臣錄》，載善長當元季隱居東山，思佐明主以安天下。按庚午詔書，善長挈家草莽，詣軍門，俯伏於前。豈隱居高尚者耶？太祖之于善長，一則曰以文吏相從，一則曰知小吏之心。善長之為吏審矣。必欲諱胥吏之名，標隱遁之目，則鄼侯雍奴，將不得為兩漢之宗臣乎？俗儒膚陋，往往如此，宜痛削之。

　　乙未春正月，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取和陽。

　　謹按《太祖實錄》：壬辰閏三月，上從滁陽王起義，命為九夫長。癸巳六月，以上為鎮撫。乙未春，子興命上率兵二千規取和陽，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等數十人徑進。中山王之稱鎮撫，見於此。當是時，中山雖隸太祖麾下，其實屬滁陽王部曲。太祖與中山之為鎮撫，皆滁陽命之也。史家不悉本末，皆雲一見上，即授鎮撫，位諸宿將上。不知乙未之春，子興命太祖總兵，和陽諸將猶不肯率從，久而後定。中山豈能遂踞諸將之上乎？太祖禦制《神道碑》雲：命為帥首，凡有微征以代朕行。至克姑孰，始雲命王為將。定建業，始雲命王為大將。此可見史家誇大之詞，皆非事實也。渡江以後開帥府，丙申為吳國公，以逮于稱吳王，凡有拜除，皆出龍鳳之命，或如藩鎮承制故事。國史多忌諱，皆沒而不書。然亦往往有可考見。以太史公《秦楚月表》之意求之，不沒其實可也。

　　乙未六月，克太平，命馮國用典親兵，任以腹心。

　　劉三吾《宋國公追封三代碑》雲：陳也先來犯和州，人馬三倍我師，以廟算制勝，獲其全軍。也先丐死不得，則願款附。刑牲與盟，飲血而嘔，知其懷貳，必不令終矣。其軍之投戈環上而寢，悉去其兵士，唯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他。是後公先陷陣，眾乘勢崩之，遂禽也先。據《實錄》，上悉屏舊人於外，獨留國用侍臥榻旁。而劉學士《追封碑》，歸其事於勝。當時國用最為上所親信，周旋宿衛，勝封宋國，誥文猶以國用為言。令侍側者為勝，則誥文必不獨舉國用也。勝在開國，其功未得比于常、鄧，而與六公之列者，亦以國用故也。安得掠其兄之勞以歸勝乎？丙申三月，降陳兆先三萬眾，擇五百人置麾下，上知其疑懼，悉令入衛以安之。及攻集慶，多得其力，而碑以為陳也先之眾。也先於乙未六月偽降，已而誘其部曲複叛，至有紿上臨軍受俘之事，上安得不心疑之，而令其降卒入衛乎？碑又雲：是後公先陷陣，遂禽也先。乙未九月，也先追襲我軍于溧陽，為青衣兵所殺，未嘗有再禽之事，國初諸公記載之文，獨劉學士最多訛繆，未可枚舉。王世貞撰《馮勝傳》，則雲：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兩人既並侍帳中矣，何雲獨乎？鄭曉《異姓諸侯傳》雲：上釋也先，勝兄弟察其有異志，曲防之，竟不能為害。此皆因三吾之碑而傅會者也。史家曲說如此，並當刪去。又按《開國功臣錄》，馮國用從克鎮江以下，皆劉三吾碑所載勝功次也。丙申七月，上開行省金陵，即以國用為親軍都指揮使。今乃雲在克宜興之後，則繆甚矣。國用既掌親軍，在帝左右，亦無出守禦宜興之理。王世貞撰列傳，因《開國功臣錄》之誤，而又雲：兄弟俱授萬戶，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親兵都指揮。以己意杜撰傅合，何所據依？失之遠矣。

　　乙未七月，陳埜先以眾數萬來攻太平。戰於城下，遂擒埜先。

　　太平城下之戰，《實錄》與寧河、東甌《神道碑》互異。而《實錄》寧河本傳，又與《神道碑》合，則《實錄》與本傳又互異也。參互考之，《實錄》則雲：上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後命別將繞出其後。寧河《神道碑》雲：上親督兵禦之，調王與魏國以奇兵出其後。東甌《神道碑》雲：王擊其水軍，中山、甯河二王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擒埜先以獻。以二碑參考之，則從上督兵禦之者，東甌也；以奇兵繞出其後者，中山、寧河也。《實錄》所載殊脫略，當以二碑正之。

　　丙申七月，徐達圍常州，張士誠遣其弟九六來援。達設伏擒之。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間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填海欲銜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右陳基敬初《夷白集》詩也。基，臨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簡討。謝歸，教授吳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致幕下。仕偽吳為學士，入國朝，預修《元史》。集中所稱楚公及平章榮祿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祿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秋七月援毗陵。中山武甯王設伏擒之。我太祖高皇帝禦制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為楚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幕中，是詩作於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當為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宜有錯誤哉？今年采輯《開國功臣事略》，于宋文憲《鑾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雲：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為有征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據，而輕以武寧之功狀移于武桓。《碑》於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詞鄭重，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餘因是而詳複考之，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劉辰《國初事蹟》以為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以失弟而聳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高皇帝之複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既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考之，則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識帖睦邇傳》，張士誠為書請降，達識帖睦邇承制令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為太尉，士德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為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余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邇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為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創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雲：今太尉開藩之三月，令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事。予辭不就。逢他日遊昆山懷舊傷今之詩，亦雲：「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玄珠探甓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複同軌。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逖楫，竟折孫策棰。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於士德，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為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為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款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既誤記士德被擒於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為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為正，而《實錄》之誤為無疑也。予又考《天潢玉牒》雲：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嘗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雲：明年，複破其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匹。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為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於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訛也。又考《實錄》，丁酉七月丁醜，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眾。《武桓碑》記攻常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醜，相去止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雲徐達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常熟之兵，亦聽武寧調遣，遂沒而不書。獨於取嘗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於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訛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既久，即聖祖制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為無據。其他紀錄載紛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於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人疑，而猶或未免於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轖者，迄今數年，排纘鮮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為何如也？天啟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楊完者於徽州城下。九月，汪同來降。

　　徽州城下之戰，寧河《神道碑》記寧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寧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寧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考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為正。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按《實錄》，七月丙申，楊完者率兵十萬欲複徽州，胡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等詣雄峰翼降。《國勝神道碑》載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考寧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蓋甯河、越國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戰則在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降，遂得奉寧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此可以訂《實錄》之誤，當與《寧河事略》互觀。

　　己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孫間道來降。

　　《實錄》：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等屯桃花嶺諸要害，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至是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大喜，即出軍與耿再成合攻之，遂克處州。按《神道碑》與《行述》，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後，而《實錄》則以為深間道來降，乃獻謀取處州，此大異也。以《實錄》本傳考之，似當從碑與行述。胡公受石抹公國士之遇，既解甲內附，而又獻謀以取處州，此穿窬小人之為，而謂君子為之乎？蘇伯衡撰《繆美列傳》雲：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遂至菱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己亥十一月，複從胡公擊處州，軍據礬嶺，其地險隘，眾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梃，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抹參政棄城而竄。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眾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按伯衡記繆美說降深事甚詳，其在處州既下，石抹棄城之後彰彰矣。石抹既遁，深不得已來降，豈有背石抹來降，複獻計取處之事哉？此可以證《實錄》一時之訛，白仲淵千載之誣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

　　《實錄》：丙申七月，上取台城，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今考之，誤也。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亳都升上為行省平章。己亥五月，升行中書省左丞相。辛醜正月，乃為吳國公。俞本《記事錄》次第載之甚詳。據辛醜十一月葉子奇上書于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運。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齎行省平章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太常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蚤晚為重輕哉！史臣於是為無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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