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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鳴集》序


  古人之于詩,不專意而為之也。《國風》之作,發於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為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於此而不他,疲殫心神,搜刮物象,以求工於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篤好,雖以之取過,身罹困逐而不忍廢,謂之惑非歟?

  餘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牘,吟聲咿咿不絕於口吻。或視以廢事而喪志,然獨念才疏力薄,既進不能有為於當時,退不能服勤於畎畝,與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爭騖於形勢之途,顧獨事此,豈不亦少愈哉?遂為之不置。且時雖多事,而以無用得安於閑,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于山顛水厓,以遂其所好。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樂,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故累歲以來,所著頗多。

  近客東江之渚,因間始出而匯次之,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題之曰《缶鳴集》。自此而後著者,則別為之集焉。藏之巾笥,時出而自讀之。

  凡歲月之更遷,山川之曆涉,親友睽合之期,時事變故之跡,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固不忍棄而弗錄也。若其取義之或乖,造辭之未善,則有待於大方之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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