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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門以內(3)

我還常常給自己問卜算卦，而且算起來就沒完，不得上古之卦，決不罷休。後來我日益害怕關東軍害我，發展到每逢吉岡找我一次，我要打卦蔔一次吉凶。避凶趨吉，幾乎成了支配我一舉一動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飯，腦子裡也是想著哪樣吉，哪樣不吉。至於吉凶的標準，也無一定之規，往往是見景生情，臨時自定。比如走路時，前面有塊磚頭，心裡便規定道：「從左面走過去，吉祥，從右邊，不吉祥。」然後便從左面走過去。什麼邁門坎用左腿右腿，夾菜是先夾白先夾綠，真是無窮無盡。婉容也隨我入了迷，她給自己規定，對於認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後來弄成了習慣，時常無緣無故地眨巴一陣眼，或者是嘴裡「啐啐啐」連著出聲，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們——二十左右歲的一群青年，個個像苦修的隱士，有的每天「入定」，有的新婚之後不回家，有的在床頭上懸掛「白骨圖」，有的終日掐訣念咒，活像見了鬼似的。 　　我還每天「打坐」。「打坐」時，不准有一點聲音。這時所有的人連大氣都不敢出。我的院子裡養了一隻大鶴，它不管這套，高起興來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給僕人負責，如果鶴叫一聲，就罰他五角錢。僕人們被罰了不少錢之後，研究出一個辦法：鶴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這樣就不叫了。 　　因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藥成癮，給了我的家人和僕人不少罪受，也給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藥不僅是吃，而且還包括收藏。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我有時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廚子幾角錢來，但為買些用不著的藥品，可以拿出幾千元、幾萬元去向國外訂購。我的一些侄子，上學之外要為我管藥房、藥庫。他們和我專雇的醫生每天為我打補針，總要忙上幾小時。 　　從前我在紫禁城裡時常「疑病」，現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渾身是病了。記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東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發電站。到了那裡，由於穿著軍服，還要在鬼子面前撐著架子，走了不多遠，我就喘得透不過氣來，回來的時候，眼看就要昏過去了，隨行的侄子們和醫生趕快搶著給我打強心劑和葡萄糖，這才把我搶救過來。 　　這種虛弱的身體，加上緊張的心情，讓我總覺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裡去打網球，走到院牆邊，忽然看到牆上有一行粉筆寫的字：「日本人的氣，還沒受夠嗎？」 　　看到這行粉筆字，我連網球也忘記打了，趕緊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臥室，心裡砰砰跳個不停，覺得虛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發現這行粉筆字之後，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在我這「內廷」來個「大檢舉」，那不定會鬧成什麼樣子。令我更驚慌的是，顯然在我這內廷之中，有了「反滿抗日分子」。他敢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寫字，就不敢殺我嗎？ 　　由於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顛顛，對家庭生活更沒有一點興趣。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有的只是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但她們都是同樣的犧牲品。 　　長時期受著冷淡的婉容，她的經歷也許是現代新中國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時就被決定了命運，也是從一結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場。我後來時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了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究竟和文繡不同。在文繡的思想裡，有一個比封建的身分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卻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寧願做個掛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這塊招牌。 　　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之後，我對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沒有從她嘴裡聽說過她自己的心情、苦悶和願望。只知道後來她染上了吸毒（鴉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為。 　　「八一五」後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已經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為了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為了有個必不可少的擺設，我另選了一名犧牲品——譚玉齡，她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了我的新「貴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的學生，和我結婚時是十七歲。她也是一名掛名的妻子，我像養一隻鳥兒似地把她養在「宮」裡，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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